2008年12月14日

钢琴晚会的插曲

昨天晚上在孩子钢琴课的年度汇演(RECITAL)的时候,与来之越南和前苏联的几位学生家长聚集在一起,谈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

话题是从各自介绍国籍开始的。当问及越南的情形,一位越南人很坚定地说:

“那里的情形糟糕透了。我的夫人想回去,那里有她的怀念。我不想回到那里去,那里的情形常让我很困窘。那里的政府太自私,他们打着公平的幌子,不给人民一点自由。”

“他们整天标榜自己的公正,他们说人民有言论自由。从上到下,每个人的言论都必须在他们事先定好的框子里。他们说人民在那个框子里是有言论自由的。”

“这让我想起监狱的小号。囚犯在小号子里也有行动自由,是不是? 但你不能说那就是自由。” 那位越南人怀里抱着一个三个月的婴儿,婴儿的眼睛紧盯着父亲的嘴巴。

“前几天,在越南,有两个记者在飞机上看见有两个政府官员拿着两文件箱的美元到美国赌博。那两个记者揭露了这个事实,政府在报纸上扬言要立案调查。”

“调查进行得很缓慢,有人追问这件事,政府从来就不正面地回答人民的质疑,采用流氓的做法,试图把人民的思路引导到他们设定的轨道上去。”

“他们成功了。他们成功地绕开了政府官员腐败的问题,展开了对那两个记者的批判。他们给两个记者定了罪,把两个记者投进了监狱。”

“这和前苏联的情形完全一样。” 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俄国人说:“那群流氓为所欲为,他们坏事做绝,却在每个角落里监视和管制着平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这位西装革履、十指长长的俄国人弹一手好钢琴。他对专制出离的愤怒象他弹的贝多芬的交响乐一样充满了激情。“我不喜欢政府对我管这,管那。”

“社会在不断进步,” 一位俄国的美须老翁笑着拍拍那位激愤中的中年人。两个人站在门边,相视微笑。“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实践,已经被全世界人民看清了,社会的改革与进步势在必行。”

他们改用俄语交谈,抑扬顿挫,手舞足蹈,互不相让。老年人似乎想让激愤的中年人冷静下来。后来,中年人说他还有一场晚会,很和气地告别了我们。

“看来他很激动啊。” 我望着中年人的背影,对老年人说。“是啊,他是有些与众不同。” 老年人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在旁听的其它俄国人。其它的俄国人附和着,点了点头。

“你如果知道他的遭遇,你就会理解他了。有些事情是铭心刻骨的。” 老人笑着对我说。老人总是温文尔雅,即使在和中年人的争论中也是和颜悦色。

“中国的事情怕是不那么简单。” 老者转而对我说,“中国经济的日日强大,必然加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苟延残喘。”

“中国社会在不断进步。特别在胡温执政以来,以人为本,在许多事情处理上向着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我心里不愿把中国和前苏联、越南混为一谈。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在为我的祖国辩护。

“中国免除了农民的税收,制定了许多利农政策,近几年在谋求草根阶层利益上作了不少政策上的改进。”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左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高层有清醒的认识。” 一位从中国来的教授插话说。

“中国的农村和平民阶层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到现在,在农村里阶级阵线还是很深,地富反坏右还在受到歧视。社会基层的当权者,还是像以前一样为所欲为,把历史问题当作整人的‘辫子’,发号司令,奴役着人民。极左路线的流毒是瘟疫很难根除。” 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忧国忧民,毫不留情。“中国社会问题积重难返。”

“你说得很对。” 俄国的老者说,“那些人是很难改变的。”

“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打着公平的幌子,做着不公平的事。在那里没有法律,只有暴力和歧视。” 那位越南人言辞尖刻,似乎是余兴未尽。

“我真的不想回国。”越南人愁容满面。“每次回国总有这样和那样的事让我不舒服。”

“三年前,我在越南,在餐馆吃饭,总有三个人站在我的饭桌边。我吃完了,这三个人就如狼似虎地抢我的剩饭吃。”

“有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家门口。我没吃什么,就走了。还有一次,我在旅途中,吃完了饭,心里不舒服。真的不舒服。”

“我不能抱怨。当地警察如果知道了有这样的事发生,那三个要饭的人就要被送进监狱。因为要吃一顿饭,把三个人送进监狱,实在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没有人在管理国家,他们都在贪婪地钻法律的空子,捞个人的好处。”

“在中国,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我不能肯定没有,但我确实没有看到。至少是这几年我没有看到。” 我心里还是唯恐大家不知中国的情形,强调中国的情形比越南和北朝鲜好得多。

…, …。

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夜晚,街道上柔和的灯光,照耀着皑皑的白雪,射穿无边的黑暗。在这样一个迷人的夜晚,音乐时而柔和时而激昂的旋律,驯化着人类的文明,升华着人们的灵魂。在这样一个深沉的夜晚,有这样的一群人,享受着人类的文明,关心着他人的命运。

我喜欢这样的语言和思想的交锋,这样的交锋真的像音乐一样的美妙。肖邦、莫扎特、贝多芬,每一位音乐王子的杰作,都是来之于对人类命运的抗争,来之于对众生关怀的心曲,来之血气方刚的激情奔腾。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人类文明,就没有美妙的音乐。这些人让我看到了人类的希望,让我振奋,我听到了鼓荡在天地间的旋律。

2008年12月7日

12。秘密任务

江涛将在国民革命军的遭遇细细地给江泽讲了一遍。这时天色已经向晚,林涛在风中发出呜呜的响声,兄弟俩木木地坐在黄昏里,任凭天边血色的晚霞慢慢烧黑远处的群山。看这骨瘦如柴的弟弟,江泽站了起来,开导说:“等赶走了日本鬼子,局势安定下来,咱回家打石头。”“我也是盼望着这一天。凭咱俩的手艺挣口饭吃还是没有问题的。”江涛情绪放松下来了,也站了起来。

自从江涛和江泽这次会面以后,江泽发现这个地方很僻静,山林支队的就在这附近安了一个秘密的营地。江涛还是像老样子,有时回家住一阵子,有时在老房子里住一阵子,有时到山下打零工。

有一次江涛在回老房子的路上,发现背后有人盯梢,就改变了回家的路线,绕着向山林支队的方向走出。盯梢的人在后面盯着,一直跟着,江涛也不敢往回看。临近山林支队宿营地,江涛猛喊:“胡子,胡子,有劫匪,劫匪打劫啦。”就向前跑去。

这天,山林支队的人碰巧下山了,山上只有留守的几个人,听到了江涛的喊声,因不知敌情,反而躲避了起来,没敢露面。随着喊声,树林里出来了三个人,把江涛摁倒在地。江涛就这样给带到了乡公所。

江涛一进乡公所就大喊:“你们抓错人啦,我是奉命执行任务。”当时扭送江涛的乡丁就松开了手,“你为什么不早说?”“早说?早说说不定没命了。谁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还以为你们是山林支队的人呢。”江涛接着就借题发挥,说话的底气也足了起来。这招还真灵,所长说:“有人保你,我们就放。”乡下的人们还真让他给唬住了。

江涛想了半天,只想起那位昔日伙伴,心里有些犹豫,上次报信的恩情还没报呢,又要连累人家,这次人家能否帮忙,还真是没有底。江涛就硬着头皮把他的名字说了出来,一位乡丁把他请来了。那位哥们还真是义气,二话没说就画了押。江涛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过了一关。临出门时,江涛想说一句感激话,那位哥们挥了挥手:“晚上我到你家,咱再谈。”

再说这边,江泽听留守人员说有人在附近喊“胡子”,立即想起江涛,就带着人来到老房子。又从老房子赶到家里,没见江涛。江泽实在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派人到老房子等着,自己陪着母亲,又派人四下打探。

大约不到一个时辰,正当大家六神无主时,江涛飘然而至。“可把妈吓坏了。”江涛把情况大致说了说。当说到乡公所放了他,是因为江涛在执行秘密任务时,母亲信以为真地问:“这下好了,可以明明白白地呆在家里了。”江涛抿着嘴,微笑着看着母亲,没说什么。

“你是骗人吧?”乡公所里的那位伙伴推门进来,“你可真够机灵的。”。江涛承认了。大家商量觉得最妥善的办法还是让江涛到山里去,等过了这一阵,乡里把江涛忘了,大家也脱了干系。

来人走后,江泽在饭桌上问江涛:“你是怎么想起秘密任务这一招的?”“当初在新兵营听吴冕讲的。”听到吴冕的名字,江泽心里一动,突然想起一件事。最近,山林支队正在调查当地土豪劣绅,说不上吴冕家也在山林支队要绑架的名单上。这吴家可是恩人,要及早想法抹掉,等报批上级以后再改就麻烦了。

山里人很穷,在外读书的并不很多,一打听知道了是山后吴家。果不出所料,吴家在“黑名单”上,吴家住在一所深宅大院里,是当地望族。江涛知道,这样的望族赎金不会低的。江涛随手把吴家的名字划了去。

那个时候,在乡下人的观念里还是“好男不当兵”。老百姓在烽火连天的战争环境还是过着老百姓的日子。无非是春播秋收,夏粮秋谷。山里是山林支队的人,平时不扰民。只是催粮催捐。一时纳不齐,就砍了脑袋。胡子本来就是土匪,杀人并不当会事。日子久了,山林支队的名声日落西山,与以前大不相同。这支武装在胡子的领导下,与呼啸山林的土匪无疑。

江涛看不惯山林支队的作派,自己一人是东躲西藏地打发着时光。好在日子久了,又有亲戚朋友从中周旋,大家混得面熟,也就不再提“逃兵”这茬。江涛在山林支队和乡公所之间,不时地有些来往。乡下人平常闷着头过日子,不惹事。像江涛这样黑白两道的人就是乡下的能人。有江泽这层关系,乡下人一时与山林支队有了为难的事,江涛实实在在地给人办事。穷人就是石头缝里的野草,有一点水分、阳光,就能仰起头来,开一朵小花。这样一来一往,江涛在乡下就创下了名头,日子也过得充裕了一些,竟有些江涛父亲在的光景。

江涛的母亲正忙着给江涛提亲,脸上有了些昔日的光彩。那一天,江涛母亲精心地梳洗打扮了一番,给江涛从头到脚换了一新。也许是“新浴者,必弹冠”吧,江涛妈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就连猪圈都让江涛担水冲洗了两遍。江涛心里觉得很好笑,对妈妈说:“您这是娶一只猪姑娘,还是把媳妇娶在猪圈里?”母亲“噗哧”一笑:“娶个小母猪,跟你作伴。”

燕巧是一个高挑的姑娘,脸上有几个淡淡雀斑,一条辫子很细,飘在身后。进门的时候,燕巧躲在媒人身后,两只眼睛东看西望,只是不说话。江涛的母亲把一篮儿花生递给了燕巧,说:“巧儿,吃花生。”燕巧剥开一颗花生,放在嘴里。花生篮儿里有一把江涛用子弹壳做的水果刀。那刀子是江涛当兵时跟连里的战士学着做的。小巧玲珑。两个子弹壳底部靠着底部铆在一起,其中的一个削去了大半边,成月牙般很好看的曲线。当中一条缝,缝的两端是两个圆圆的孔。另一个子弹壳完完整整,是刀的把。燕巧拿在手里端详了一会儿,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静静地坐在那里。

江涛的母亲和媒婆家长里短地拉着闲呱,自顾自地说笑。江涛坐在柜前的条凳上,不安地坐着。柜子上有一些一台老式的座钟,“咯噔、咯噔”地自顾自地走着。座钟两边是两个筒式的花瓶,上边画着牛郎织女,是天仙配的故事。左边的花瓶上有一条自上而下的裂缝。江涛少时候,曾在那花瓶里放过一些豆子。那豆子到了春天潮湿的雨季,就长了芽,把花瓶胀破了。母亲请沿街吆喝的匠人锔了起来。刚锔起来的时候很平滑,后来日子久了,就长出一条裂纹来,倒也无伤大雅。

燕巧勾着头静静地坐着。江涛望着姑娘细细的眉毛,一丝不乱的发髻,有些心猿意马。一丝微风从窗户的缝隙了吹来,吹起了燕巧的头发。光线通过窗帘在姑娘的头上套上了一个光环。姑娘的耳朵在日光里,白里透红。长长的眉毛在日光里一动一动地,生动极了。

自鸣钟轰轰烈烈地响过一阵子,媒婆和燕巧起身告别了。江涛把花生篮儿里的水果刀送给了燕巧,燕巧腼腆地接了过来,放在手心了。江涛目送着姑娘远去的身影,痴痴地望着,直到母亲回身关上了街门。江涛觉得脸上有些发烫。

江涛的母亲回访过一次,回来心里有些沉闷。燕巧家里只有一个长期卧床的老母亲。哥哥早年在济南上学,后来随着三叔参军,战死在抗日战场。燕巧的三叔是一个老同盟会员,燕巧的母亲把儿子交给了她三叔子,是想让孩子有个前程。当噩耗传来时,燕巧的母亲当时就背过气去了。醒来时就抓破了她三叔子的脸。乡政府的人来看她,说她的儿子是为国捐躯,死得光荣。老母亲听不进去,拉着人家不放,要儿子。从此乡政府的人再也没人敢到她家。老母亲自此神情时好时坏。一病不起。

江涛心里喜欢燕巧,母亲却不言不语,事情就放下了。江涛明白母亲的心。一旦结了这门亲事,那是一辈子的责任。不过江涛生来顺从父母习惯了,心里有了燕巧,见母亲不言语,自己也没办法,只是一个人闷闷不乐。

高興宇:最困難時的人生至理

作者﹕高興宇

1980年,大衛在美國阿靈頓商學院讀書。他的大學生活,主要靠父母按月寄來的那麼一點錢來維持。

不知怎麼的,家裡兩個月沒給大衛寄錢了。大衛的布兜裡只剩下一枚硬幣了。肚子咕咕直叫的大衛走到電話亭旁,把所有的錢也就是那小小的一枚硬幣投了進去。

「喂,你好,」電話接通了,千里之外的大衛母親說話了。
大衛帶著哭腔說:「媽媽,我沒錢了,現在餓得慌。」: 大衛母親說:「親愛的孩子,媽媽知道。」

知道了為什麼還不遞錢?大衛剛要把這個疑問怒沖沖地向媽媽說,忽然感到母親的話音裡有一股深沉悲涼的味道。

大衛預感到不妙,他趕緊問:「媽媽,家裡出什麼事了嗎?」

大衛母親說:「是的,孩子,你爸爸得了重病,已經五個月了,不僅花光了所有的積蓄,而且由於患病導致工作沒了,家裡唯一的經濟來源斷了。因此,這兩個月沒給你匯錢。媽媽本不想告訴你,可你大了,應該自謀生路了。」

大衛母親說著說著,大哭了起來。

電話那端,大衛也「撲嗒」、「撲嗒」直掉眼淚,心想:看來自己必須輟學回家了。

大衛對母親說:「媽媽,你別難過,我現在就去找工作,一定養活你們。」

殘酷的現實把大衛擊暈了。還有一個月,這個學期就要結束了,如果能有十塊八塊的錢,大衛就可以熬到暑假,然後利用兩個月的假期打工賺錢。可現在一分錢也沒有了,必須退學了。大衛和母親說「再見」掛掉電話前的那一刻異常難過,因為他的學習成績很棒,並且他很喜歡阿靈頓商學院的學習生活。

掛斷電話後,公用電話傳出一陣噪音,大衛驚喜地發現許多硬幣從投幣口湧出。大衛高興壞了,伸出手去接那些錢。

如何去對待這些錢?大衛心裡直犯嘀咕,留給自己用吧,完全可以,一是沒人知道,二是自己確實很困難。但考慮來考慮去,大衛覺得不該據為己有。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爭鬥後,大衛把其中一枚投進公用電話,撥通了電話公司的服務電話。

聽完大衛的訴說,服務小姐說:「錢屬於電話公司,所以必須把它們放回去。」

掛掉電話後,大衛就把錢幣往回投,可一遍遍地把錢幣放回去,公用電話就一遍遍地把它們吐出來。

大衛又給服務小姐打去電話,服務小姐說:「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現在就請示上司。」

孤獨無助的大衛在電話裡透出一股淒涼,服務小姐強烈地感受到了,她覺得電話那端一個品行優良的陌生人需要幫助。

不一會兒,服務小姐把電話回撥到這部出了毛病的公用電話。她對大衛說:「我請示了上司,上司說這錢送給你了,因為我們公司現在人手不夠,不想去為了幾個美元專門派人去取。」

「呀!」大衛高興地跳了起來。現在,這些硬幣光明正大地屬於他了。大衛蹲下身來,認真數起來,一共9美元50美分。這些錢足夠大衛支撐到暑假打工領到第一筆薪水。 往學校走時,大衛一路笑著。他決定用這些錢買點兒吃的,然後去找份活幹。

轉眼暑假到了,大衛找了份清理百貨倉庫的工作。那天,大衛找到百貨公司老闆,跟他講了公用電話的事和自己找工作的想法。百貨公司老闆告訴大衛隨時可以來上班,不只是暑假,平時學習不忙的時候也可以來工作,因為百貨公司老闆覺得大衛是個誠實的人、尤其是個慎獨的人,清理倉庫絕對信得過。

大衛幹活非常賣力,老闆很欣賞他、也很同情他。老闆給了大衛雙倍的工資。

領到薪水後,大衛把錢都寄給了母親,因為大衛此時已經得到消息,他獲得了下一學期的獎學金。

一個月後,錢又寄回大衛。母親在信中說:「你父親的病有些好轉了,我也找了份工作,能夠維持生計。你要好好學習,別餓了肚子。」

看完來信,大衛又掉下了眼淚。大衛知道,父母就是忍饑挨餓,也不會反過來向需要資助的大衛要錢的。

每每想到這些,大衛就淚水直流,心瀾難平。

一年後,大衛順利完成了學業。畢業後,大衛開了一家公司,第一年,大衛就創利10萬美金。大衛時刻不忘公用電話的事。他寫信給電話公司:「讓我終生難忘的事情是,貴公司把意外的『9美元50美分』資助了我。這一善舉,讓我避免成為輟學青年,走向極端貧困,同時也給了我無窮的力量,激勵我時刻不忘拚搏。現在我有錢了,我想回贈貴公司1萬美元,略表我的心意。」

電話公司老闆比爾隨即回覆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祝賀你學有所成,事業發達。我們認為,那些錢是我們花得最值得的一筆。這倒不是指9美元50美分換回了1萬美元,而是說那些錢讓一個人懂得了這樣一個人生至理箴言:在最困難的時候,一不要忘了希望就在眼前;二不要忘了堅守正直品性。」

20多年過去了,大衛怎樣了?在美國芝加哥市,有一幢豪華大樓,它的外形就像一個公用電話亭,這就是ADDC公司的辦公大樓。ADDC公司的開創者、現任總裁,便是大衛。大衛,同時是菲力慈善基金會的最大捐獻者之一。

2008年12月6日

Mozart and Me

The Political Compass

Economic Left/Right: -0.88
Social Libertarian/Authoritarian: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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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hart was partially inspired by an interesting article on the subject that originally appeared in BBC Music Magazine, April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