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先生在笔者伯克里留言，要听听笔者对《文艺要有浩然正气》一文的看法，笔者可以谈一谈。不过，这位先生回帖多以挖苦的语言，笔者觉得这不是探讨的正确方式。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的这篇文章就题目而言，笔者是赞成的，文学和艺术就是要有浩然正气。这里笔者就文中的一些观点，谈谈看法。
我看这个戏，...几个方面俱佳，...获奖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 没看这部戏，对艺术外行。
我们北京大学经常有很多国家高级文艺团体来表演，... 但缺乏这种催人泪下的、感天动地的好作品。不一定非要演革命传统的，例如传统文化的、外国的、都有感人的，都有浩然正气的。
—— 说得太对了！现在的文艺舞台，既没有思想性，又没有道德水准。各种审查、过滤，说句话真不容易。没有自由的言论，怎么能诱发自由的思想！政治不能谈，时事不能批评，人们的兴趣只能向下半身转移，可谓是“下半身文化”。这话偏激？请到国内各大网站看看。
我今天看到观众席有两位乌有之乡的年轻朋友，说明了这个戏已经赢得了正义民众的注意，他们不是干部，不是官方的，他们是代表中国老百姓热爱毛主席。
—— 是啊，有许多善良的人们，热爱毛主席。这里牵扯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毛泽东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一个战略家，谋略家，例子不胜枚举。《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登载了《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信中有这一样一句话：“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文革中有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句话对左派和右派都适用。毛泽东在延安提倡美国式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在文革中，自己搞独裁。毛泽东为了政权，搞完了阴谋，搞阳谋。说穿了，毛泽东思想就是独裁。
—— 毛泽东运动群众，以实现其政治野心。毛泽东思想就是一切听从党（毛泽东）安排。毛泽东思想实质就是独裁。
今天很多中国人不这样认为，今天很多人认为中国革命错了，一大批所谓精英学者，他们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搞错了，毛泽东搞革命搞错了，我们今天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应该给美国当孙子，做三百年殖民地。
—— 中国革命没有错。民主和自由是中国革命在思想战线的法宝，是中国革命在道义上得到中国民众，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支持的根本。延安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和国共合作的中心思想就是结束一党独裁，实现军队国有化，这是在党史课里讲到的。民主和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四九年的就职宣言。四九年以后的一系列做法，从根本上背叛了自由民主思想。
—— 没有人要给美国作孙子，自由和民主不是美国独有的，是全人类共同财产。我们争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毫无意义。因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或者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其实质都是中国共产党主义，从根本上背叛了自由民主思想。
我们今天的党史教育，只为了考试，学生很讨厌，学生不喜欢党史教育，他们觉得这东西都是考试用的，考完了就忘了，最后就变成没真事儿。
—— 傻子才觉得是真事。
近年北大发展学生党员，我看了一些学生写的入党申请书，很生气，很多学生的入党申请书格式都一样，网上下载的，有真情实感没有？你对党到底有没有感情？没有感情可以，你可以反对这个党，那你就不要写入党申请书了。一个人做资产阶级也好，做地主老财也好，要做得顶天立地，做小偷杀人犯也要做得顶天立地，你是坏人就不要装好人，要写就拿出真情实感来写，哪怕你要加入国民党，那也得爱国民党，拿出真情实感。现在学校里的意识形态，极其缺乏这个真诚。所以我建议孟冰团长，这样的戏要到北大、清华、人大，到复旦、南大、中山去演。不要怕人家嘲笑这是主旋律，主旋律就要堂堂正正的，所有强大的国家都有主旋律。美国没有主旋律么？没有样板戏么？人家天天在演人家的主旋律，所以人家的国民百倍自信，走到哪里都有自己的尊严。我们的老百姓被宣传得老觉得自己错了，出去以后像小偷一样，老觉得做中国人低人一等。
——哈哈，这才是本质。国民党和共产党一丘之貉，就是要一个党、一个领袖，就是要象帮会一样效忠，搞个人崇拜，某个党崇拜。不讲普世价值，无所谓真理，一同做好事，一起作恶。象文革、反右一样，大家一起作恶。唯党是从，不要信仰，不要追求。
我以为，毛泽东时代解决了我们不挨打的问题，邓小平时代解决了我们不挨饿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应该解决不挨骂。其实外国人骂我们没有我们骂的多，是我们忘记了这段历史，忘记了这个国家怎么来的。人的洗脑过程就像温水煮青蛙，一开始我们觉得毛主席是凡人嘛，不能搞个人崇拜，我们找到了毛泽东的错误，但找着找着，错误就变成了罪恶，最后变成全盘否定。
—— 毛泽东不是凡人，是一个少见的谋略家。不择手段地实现其帝王梦。毛泽东思想就是独裁。
你看这个逻辑发展：从批判文革，到全盘否定文革，到否定毛泽东，否定一部革命史，最后一定要发展到否定整个中华民族。那些人打毛泽东的时候是树邓小平，等毛泽东打到了，邓小平也跟着被打倒，打邓小平的时候是树江泽民，一个一个的，现在是把所有的党史全部否定掉，否定完共产党就开始否定国民党，现在已经开始骂孙中山了，骂孙中山是流氓、无赖、强盗等等。
—— 这是因为中国人民觉醒了。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罢，作为人，都圣的一面，也有魔的一面。这种个人崇拜思想是中国社会动荡的原因。如果我们不能走出非敌即友的怪圈，即使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法律，我们也不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子曰：“不以言举人，不因人废言”，则天下为公，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大家注意学术界的论文就会发现，最后中国没有好东西，孔孟老庄都是坏蛋。只有一条路，指的很清楚，就是去给美国当孙子，而所有观点背后支撑的材料，都是假的。
—— 胡搅蛮缠。
就像今天举国上下疯狂攻击污蔑朝鲜一样，人们所知道的关于朝鲜的所有信息都来自韩通社和美联社，都来自朝鲜的敌人。你有什么资格评价朝鲜？世界杯过程中造了多少谣？说是朝鲜队踢输了就要挖矿，就要枪毙。我们国家最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在电视里无耻的这样说，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说。事实怎么样？当发现事实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道歉过么？他们有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良心么？没有！只要电视节目里出现了一点草根意识，他们就嘲笑，“你是农民啊，你粗俗啊”，比如赵本山和郭达他们每年在春晚上的小品，有多少自以为学者的精英在污蔑你们。演什么好，演什么才能让他们满意？只有演那些无耻的、无知的殖民地艺术，他们才高兴，他们恨不得在舞台上一天到晚骂中国坏，夸美国好。
—— 美国的问题不比中国少。人类有圣的一面，也有魔的一面。难道是因为美国有阴暗面，我们的阴暗面就变得光明了？正因为如此，才要言论自由。作为北大教授，就这个水平？
所以我觉得这个戏不仅在艺术上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而且在思想上有着很大的意义，这个意义可能是我们的文化领导未能充分意识到的。我是主张学习美国的，关键是学习美国什么。美国凡是好的主旋律作品，议员是带头去看的，并且组织理论家连篇累牍地写理论文章。你看纽约时报上的书评栏、剧评栏都在推荐什么样的作品，一定是弘扬他的民族正气的，或者是说他的英雄出去怎么打败恐怖分子，怎么树立美利坚精神的。
—— 抑恶扬善，文以载道的思想自古有之。孔子写春秋，乱臣贼子惧。
你看美国敢有人写文章污蔑华盛顿么？其实学者都知道华盛顿干了很多缺德事儿，华盛顿公开主张要剥印第安人的皮，他说印第安人的皮，做皮靴是最好的。你看美国的大众媒体上有这样的消息么？没有，他们对华盛顿是要搞个人崇拜的，我们没有学到美国的精髓。
—— 在美国当然可以写这样的文章。明尼苏达州的州长说，９１１是美国人自己搞的，还出了书。美国人对华盛顿奠定了这样一个民主国家感恩，不是崇拜。个人崇拜是独裁的祸根。
美国的精神，最宝贵的东西跟毛泽东思想处处相同。美国人最讲政治，你跟美国人聊天说你喜欢毛泽东，他马上就对你敬而远之，马上就划出政治界限——“这个家伙是危险的”。老毛的名言，“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美国人掌握得最好。
—— 一心要把中国推向独裁和专制。不惜混淆法西斯独裁和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 美国人中有许多人崇拜毛泽东。
其次，美国的立国基础是什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美国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重要产品上，重要科技上，全是独立自主的，哪一个买你的？买你的鞋和衬衫，有一架飞机是买你的么？芯片人家垄断，程序人家控制，全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自己是贸易保护，却要你开放。
—— 美国的立国基础不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自由民主，是道义。这是写进美国宪法的，虽然美国在许多地方背叛了自由民主精神。
——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错。中国也应当这样。
他自己是一万个精英控制全国的愚民，却让你们一人一票的民主。
—— 不了解美国的选举，还是胡搅蛮缠？
最了不起的一点，美国学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的一点，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美国不是一个推崇暴力的国家。没有一个政党提出这样一个崇尚暴力的口号。美国实行民主选举，不是暴力夺权。
今天这个戏通过与苏联的对比，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分析，指出中国的历史是打出来的。从1840以来，中国尝试了无数的道路，今天中国的大小汉奸和糊涂虫们提出的那一条条道路，中国不是没有试过。
——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都记念中国革命的探索。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仁人志士我们永远感激，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光荣。这种探索还要继续下去。你孔教授才是汉奸。
我们没有搞过一人一票的选举么？搞过啊！我们北洋政府时候的宪法，按照资本主义标准，不是比今天好得多么？但你看那时候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
—— 大家看过民国时期的照片吧。无图无真相。
—— 中山先生在中国推行民主和法治，那是许多地方比现在好。复辟不得人心。
从1840到1949年一百多年间，中国人口没有增加多少，那时候没搞计划生育啊，家家都七八个孩子啊，那些人哪去了？今天汉奸们动不动就抓住3年困难时期说共产党饿死了多少人，可你为什么不追究解放前饿死多少人？你们的良心何在？你们不是吹嘘自己公平么？1840年到1949年中国至少蒸发了10亿人！为什么没有人追究？不说满清和北洋政府，就说那些汉奸每天狂捧的蒋介石先生，他在任期间，中国死了多少人？一部历史，这二十年来都被讲颠倒了。
—— 把和平时期和战乱比，孔教授的意思是说，共产党执政时期，和战乱比才公平。真丢人啊。真是污蔑党的领导啊。
特别是文艺作品中没有正气，包括一些很好的文艺作品，基本立场是正确的，但在一些观念上也是糊涂的。有些作品讲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夺取天下不容易，但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共产党说成是一支没文化的队伍，好像就是一群穷人泥腿子，打败了一群文化精英，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啊。
—— 这种非敌即友，人身攻击的做法，是文革的遗毒，是典型的毛泽东主义。
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比，哪个有文化？这个事实被颠倒了！国民党起源于黑社会，孙中山先生当年没办法了，只好依靠这些帮会，天地会、三合会这帮人。共产党起源于北京大学，共产党就是“北大教授党”，共产党人，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精英。他们后来上山武装斗争，是迫不得已，是被国民党杀的，上山那些领导人全部是文化人。毛泽东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毕生博览群书，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学者，如果他不当政治领袖，他可以同时当北大所有文科院系的博导，毛泽东的学问可以同时当20个博导。今天汉奸们造谣，说当年毛泽东到北大找胡适说话，胡适不理他，所以他仇恨知识分子、后来迫害知识分子。今天这种妖魔化毛泽东的笑话到处流传，可居然没有一种正气来反驳。今天全国各地流传的笑话，很多是污蔑革命先烈的，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一直到江姐都被糟蹋了，这个国家怎么了？
—— 毛泽东的学问和他的独裁矛盾吗？和他的背信弃义矛盾吗？无稽之谈！目的还是要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独裁，他背叛信仰，背叛国家利益。建国前的毛泽东，是中国民主自由的旗帜。
所以我想，如果只为了个人吃喝玩乐，我们不必从事文化工作，我们的智商干什么都能挣很多钱。既然从事文化工作了，除了解决个人生活，还要干点儿正事儿。我这番话在10年前是很孤独的，但是血的事实教育了中国人。
—— 这话说得看是诚恳。通篇看过后，这种误人子弟，胡搅蛮缠的教授真的没干什么正事，无非是独裁的帮凶。
新世纪以来，中国贫富分化越来越尖锐，许多工人罢工，举着毛泽东的画像示威，居然被警察带走、打得头破血流。就在今年的春天，洛阳的工人举着毛泽东画像维权，要找毛主席，警察把一个女工打倒在地，说“你他妈叫什么毛主席！我就是毛主席！”国家已经恶劣到这个地步。我想这样的情况在美国都不会发生。汉奸们还要说这个国家左，世界上今天还有比中国更右的国家吗？
—— 现在的乱象，正是没有信仰的结果，是崇尚暴力的结果，是毛泽东主义的结果。没有民主自由，不结束独裁，中国就走不出忽左忽右的怪圈，就摆脱不了对暴力的崇拜。这难道比毛泽东执政的文革时期还恶劣吗？为什么要呼唤毛泽东的幽灵？
血的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民，所以现在热爱毛泽东的呼声越来越高，当然我们不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以为单凭毛泽东思想就能解决问题，不是。但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人民为什么要呼唤毛泽东！的哥为什么在车上挂毛泽东像？是一种简单的封建迷信么？并不是！
—— 因为人民群众希望国家自由民主，反对贪污腐败。即使是“的哥在车上挂毛泽东像”，也不是要再次文革，再次贫穷，再次暴力革命。
这几年慢慢看到我们的文艺界重新开始有正气，这种正气不光是获奖，而是赢得人心、征服人心。每次我看到这样的节目，虽然不多，但我都向创作者、演出者表示我深深的敬意。我说得可能激动了点儿，但这是我的一片真心。我愿意在北大的课堂上宣传这部戏，我也希望这部戏走进北大！
—— 冠冕堂皇。你孔教授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十字架后的魔鬼。这篇文章毫无新意，置国家长远利益于不顾，无非是推销独裁的合理性。文中宣扬的不是浩然正气，而是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文革遗毒。
—— 人民群众，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人心的背向是相同的。他们因为反对贪污、腐败，支持毛泽东。他们因为反对暴力、独裁，反对毛泽东。笔者理解你们，很少评价毛泽东。在笔者心中，毛泽东是一个谋略家——阴谋家，阳谋家，决不可当作精神领袖。孙子曰：“上战伐谋”，毛泽东赢得了中国，这与道义无关。
2010年7月11日
2010年7月5日
我们没有立国之思想根本
熬了几天的工夫，看完了《神僧济公》。有一种旷野幽冥、纵横春秋、人妖神魔，天道一统的感觉。
妻子前几天在看《蜗居》，对这个电视剧评价颇高。我在网上也看了许多对《蜗居》的评价，评价极高。几次努力想看个究竟，总是看不下去。第一次看了第一、二集，没看下去。第二次看了几集，还是觉得兴味索然。于是并不勉强自己，就改看《神僧济公》了。
中国关于房地产的文章和报道最近看的实在太多了，对国内的投机取巧已经是十分的厌烦。在一次同学的聚会上，大家谈到了国内的经济发展。有几位在海外的同学对没有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甚感内疚。
同学中有一位在国内有生意，常和国内官场来往。这位同学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在你们出国这几年，他们把国有资产私分了。全放进了自己的腰包。”然后，用叉子指点着我们几位。“你们几位在国内，无非多几位贪官。”
这位同学是一位县长的公子，对国内的腐败深有感触。对我们讲了国内如何地征收土地，出卖给房地产商，政府如何地从中牟利，各级官僚如何地从中捞好处。大家听后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默然良久。
他说的故事，在网上到处可以看到，对我而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事在文学作品里，在杂文随笔里，处处可见。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这种体制政策性的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在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几乎可以和文革时的阶级歧视，一起写入共和国的耻辱史。孔子写春秋，乱臣贼子惧。我的看法或许只是我一个人的观点。等待历史对这一时期做出评价吧。
看着几集《蜗居》，心里很是沉重。《神僧济公》就好多了。这部连续剧幽默滑稽的风格，宣扬了佛教仁爱、爱人的思想。剧中充满了天道伦常，乐善好施。美国总统就职时，把手放在圣经上；中国历代王朝，皇帝登基祭拜天地。这个仪式，向世人昭示王道之上，还有天道。
在一个王道代替天道的时代，民主和自由只是奢侈。民主和自由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制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修养。没有这种修养，那些民主投机分子，也不过是借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人民的民主热情最后还是为专制做嫁衣。十字架后面，就是魔鬼的所在。我们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朝代，这个朝代并不比前朝好多少。
在这个朝代，我们的官员没有民主的政治素养，没有自由精神，一切还是老样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我们没有立国之思想根本。我们抛弃了传统道德，拒绝西方文化。我们比不上民国，不如清朝康熙、乾隆盛世，更攀不上汉唐。
妻子前几天在看《蜗居》，对这个电视剧评价颇高。我在网上也看了许多对《蜗居》的评价，评价极高。几次努力想看个究竟，总是看不下去。第一次看了第一、二集，没看下去。第二次看了几集，还是觉得兴味索然。于是并不勉强自己，就改看《神僧济公》了。
中国关于房地产的文章和报道最近看的实在太多了，对国内的投机取巧已经是十分的厌烦。在一次同学的聚会上，大家谈到了国内的经济发展。有几位在海外的同学对没有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甚感内疚。
同学中有一位在国内有生意，常和国内官场来往。这位同学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在你们出国这几年，他们把国有资产私分了。全放进了自己的腰包。”然后，用叉子指点着我们几位。“你们几位在国内，无非多几位贪官。”
这位同学是一位县长的公子，对国内的腐败深有感触。对我们讲了国内如何地征收土地，出卖给房地产商，政府如何地从中牟利，各级官僚如何地从中捞好处。大家听后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默然良久。
他说的故事，在网上到处可以看到，对我而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事在文学作品里，在杂文随笔里，处处可见。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这种体制政策性的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在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几乎可以和文革时的阶级歧视，一起写入共和国的耻辱史。孔子写春秋，乱臣贼子惧。我的看法或许只是我一个人的观点。等待历史对这一时期做出评价吧。
看着几集《蜗居》，心里很是沉重。《神僧济公》就好多了。这部连续剧幽默滑稽的风格，宣扬了佛教仁爱、爱人的思想。剧中充满了天道伦常，乐善好施。美国总统就职时，把手放在圣经上；中国历代王朝，皇帝登基祭拜天地。这个仪式，向世人昭示王道之上，还有天道。
在一个王道代替天道的时代，民主和自由只是奢侈。民主和自由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制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修养。没有这种修养，那些民主投机分子，也不过是借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人民的民主热情最后还是为专制做嫁衣。十字架后面，就是魔鬼的所在。我们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朝代，这个朝代并不比前朝好多少。
在这个朝代，我们的官员没有民主的政治素养，没有自由精神，一切还是老样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我们没有立国之思想根本。我们抛弃了传统道德，拒绝西方文化。我们比不上民国，不如清朝康熙、乾隆盛世，更攀不上汉唐。
2010年6月19日
父亲的责任
家边小湖小景
早上起来无事，信步沿着门前的小经走去。周末的早上，行人不多，车辆也不象平时一样繁忙。
一路上是各式各样的建筑，各自门前的设计尽显才艺。只是近几年来，房子盖得越来越挤，人们在设计上只有在具体而微上下功夫，就顾不上大的布局了。美国越来越拥挤了。
庭院的小景自是各有各的看点，碧绿的草坪上点缀着洁白的小花，金黄的大叶，幽兰的不知名的花草，各有各的精致。
小经弯弯曲曲伸延到湖边，湖边的野草任性地生长着，在水和陆地的边缘，立起一道曲曲弯弯的墙。夏已经很深了，湖上覆盖着厚厚的植被，有几只水鸭在悠闲地游着，身后拖着很浅很长的波纹。湖风极轻极轻地吹拂着，小草懒洋洋地舞动着，与满天的乌云很不相称。
空气有些潮湿，有云却是无雨，欲雨却无风，老天爷在淡淡的忧愁中百无聊赖。任由乌云在天际间，悬置着，构造着各式各样的奇特，有倒悬着的山，横躺着的伟人，更多的是一团一团的飞絮。
在湖边和公路的连接处，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一条宽宽的绿带，蜿蜒在湖边，是一条自然的、文明和自然的分界线。路的左边，一个老人在用力砍着一簇灌木，发出有节奏的“吭吭”的声音。那簇灌木的枯枝里，点缀着些许的嫩芽，在绿满枝头的灌木丛中显然有些丑陋。老人曲着背，有力地砍着，积年的灌木有着深厚的基础，在老人的砍打下，只是轻微地动了几下。
我对老人说：“你不需要砍了，深秋或许明春，它会恢复活的。我门前的一棵也是这样，去年我用多了杀草汁。”老人直起了腰杆，微笑着听我讲话。停止了砍伐，不知是他同意我的看法，还是砍了半天徒劳无功不得不放弃。
对于花草虫鱼，我们有时就象上帝，一念之间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死。有时我们急功近利，这时头脑清醒，无为而治就是智慧，会事半功倍，这样的头脑就显得弥足珍贵了。自然有自己的法则，有巨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放弃，给于了生命创造的机会。
上帝赋予万物的才能，有了充分发挥的机遇，就会创造奇迹。草木如此，人亦然。只问耕耘，莫问收获。尽量发挥上帝赋予我们的才能，自有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用上帝赋予的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帮助他人，等待机遇，自有收获。自然万物效力，人间就会更美好。
在路的右边，湖边的草坪带上，我看到了一大家子，一群鹅在草坪的边缘，嚼食着湖边的野草。悠闲地上享受着夏日的温馨。曲颈博翅，翘首弄姿。
有一只鹅，总是机警地站着，两目向着远方。它直直的脖子在我的注视下一直没有弯曲。我想走进它，给它一个特写，却打搅了鹅群的清静，鹅群在母亲的引领下，晃动着身子，绅士般地慢慢地离我而去。那只鹅依然直着脖子，在群鹅的身后，静静地守护者。
这让我想起父亲的责任。我想到人类的异化，我们中的父亲们都在做什么。那些被称为国父的人，对于自己的家人，对于自己的国家都作了些什么。
蓦然，想起明天是西方的父亲节，抬头一看已经到了家的门口。随手写下这一段闲散的文字。上帝赋予万物创造的才能，万物效力的世界就是天堂。
2010年6月16日
2010年6月13日
什么是自由和民主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自由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向往，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在中国，自由和民主这两个词，已经被许多仁人志士推崇了一百多年了。许多人为此牺牲了生命。可是，细究起来，大多数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还是停留在“泛自由”的层面上——自由就是为所欲为。
从罗斯福总统到美国宪法，美国人赋予“自由”新的生命，自由就是指人人具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受饥饿和免受恐惧的自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本人权。
在有些国家，基本人权被剥夺，御用文人常以“泛自由”来否认基本人权，那是诡辩、混淆视听。对一个事情的批判，最起码要搞清定义。许多人对这个定义是不清楚的。这有两种情况，一是不知，二是别有用心。至于那些精英，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有些还是政治学学者，也以御用文人的手段，偷梁换柱，那就属于别有用心了。
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说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是多么地善于混淆视听：
为什么，中国人不接受源于西方的自由女神呢？
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在遥远的姑射山上，住着一位神人，皮肤润白像冰雪，体态柔美如处女，不食五谷，吸清风饮甘露，乘云气驾飞龙，遨游于四海之外。她的神情那么专注，神念所及，万物都会自然地和顺安定，年年五谷丰登。
中国人,原来有着自己的女神，那便是自古便有的自然和谐之女神。
上面的文字是多么地令人神往、富有诗意啊。原来中国人的自由就是“体态柔美，不食五谷，吸清风饮甘露”的魅力女人。至于基本人权，草根阶层冻死、饿死，又有谁关心呢？那些精英们正在追求中国的女神，他们追求不到，只好追求人间的女子。于是乎，达官显贵们多有“小三”、“二奶”。
民主不是人人作主。民主是指三权鼎立的民主制度，是自由在制度上的保障。没有这个制度上的保障，自由只是一个空想或意淫。
三权鼎立却不是美国的发明，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只是美国率先把他用在政治制度上，这体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先进性。
在中国社会里，在家庭和社区的层面上，已经有了习以为常的“三权分立”或“多权分立”，在重大事情的处理上，父母不再有专断权，大都听取子女的意见。例如，在婚姻这件事上，四九年以后，自由婚姻有了法律依据。在中国古代，家族曾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可以把通奸的女儿“杖毙”，现在有那家人敢这样做，就是死罪。在国家层面上，许多重大事情，这种多权分立还没有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落后。民主制度不见得就一定是“三权分立”。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宪法”，就是民主的一个途径。有人看到美国社会乱象，就说：
“美国的自由女神已经开始堕落了。”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在美国这个国度里，人们用不着把希望寄托在领袖的身上。领袖是社会中普通的一员。每个美国人都知道，他们是政治舞台的傀儡，他们中有的人格低下，他们中有些人是政客，政治流氓。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从不隐讳。他们无情地揭露美国总统的丑闻，弹劾他们，嘲笑他们。于是，就有了“克林顿与陆文斯基”。如果在一辆车的后面，有着这样的一个横标：
“德克萨斯州走失了一位白痴，有看见的人，请给警察打电话哦。”
那个白痴就是指美国总统布什先生。这又有什么呢，有了三权鼎立的制度，自由女神不会堕落。美国的政客和中国的政客一样，多是流氓和白痴，不同的是在美国，纳税人通过选举决定着政客的命运。
美国是一个纳税人管着白痴的国家。中国呢？还是不说好，一说就错。连中国的老百姓都不允许。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落后的基本原因。
自由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向往，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在中国，自由和民主这两个词，已经被许多仁人志士推崇了一百多年了。许多人为此牺牲了生命。可是，细究起来，大多数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还是停留在“泛自由”的层面上——自由就是为所欲为。
从罗斯福总统到美国宪法，美国人赋予“自由”新的生命，自由就是指人人具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受饥饿和免受恐惧的自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本人权。
在有些国家，基本人权被剥夺，御用文人常以“泛自由”来否认基本人权，那是诡辩、混淆视听。对一个事情的批判，最起码要搞清定义。许多人对这个定义是不清楚的。这有两种情况，一是不知，二是别有用心。至于那些精英，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有些还是政治学学者，也以御用文人的手段，偷梁换柱，那就属于别有用心了。
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说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是多么地善于混淆视听：
为什么，中国人不接受源于西方的自由女神呢？
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在遥远的姑射山上，住着一位神人，皮肤润白像冰雪，体态柔美如处女，不食五谷，吸清风饮甘露，乘云气驾飞龙，遨游于四海之外。她的神情那么专注，神念所及，万物都会自然地和顺安定，年年五谷丰登。
中国人,原来有着自己的女神，那便是自古便有的自然和谐之女神。
上面的文字是多么地令人神往、富有诗意啊。原来中国人的自由就是“体态柔美，不食五谷，吸清风饮甘露”的魅力女人。至于基本人权，草根阶层冻死、饿死，又有谁关心呢？那些精英们正在追求中国的女神，他们追求不到，只好追求人间的女子。于是乎，达官显贵们多有“小三”、“二奶”。
民主不是人人作主。民主是指三权鼎立的民主制度，是自由在制度上的保障。没有这个制度上的保障，自由只是一个空想或意淫。
三权鼎立却不是美国的发明，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只是美国率先把他用在政治制度上，这体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先进性。
在中国社会里，在家庭和社区的层面上，已经有了习以为常的“三权分立”或“多权分立”，在重大事情的处理上，父母不再有专断权，大都听取子女的意见。例如，在婚姻这件事上，四九年以后，自由婚姻有了法律依据。在中国古代，家族曾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可以把通奸的女儿“杖毙”，现在有那家人敢这样做，就是死罪。在国家层面上，许多重大事情，这种多权分立还没有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落后。民主制度不见得就一定是“三权分立”。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宪法”，就是民主的一个途径。有人看到美国社会乱象，就说：
“美国的自由女神已经开始堕落了。”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在美国这个国度里，人们用不着把希望寄托在领袖的身上。领袖是社会中普通的一员。每个美国人都知道，他们是政治舞台的傀儡，他们中有的人格低下，他们中有些人是政客，政治流氓。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从不隐讳。他们无情地揭露美国总统的丑闻，弹劾他们，嘲笑他们。于是，就有了“克林顿与陆文斯基”。如果在一辆车的后面，有着这样的一个横标：
“德克萨斯州走失了一位白痴，有看见的人，请给警察打电话哦。”
那个白痴就是指美国总统布什先生。这又有什么呢，有了三权鼎立的制度，自由女神不会堕落。美国的政客和中国的政客一样，多是流氓和白痴，不同的是在美国，纳税人通过选举决定着政客的命运。
美国是一个纳税人管着白痴的国家。中国呢？还是不说好，一说就错。连中国的老百姓都不允许。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落后的基本原因。
2010年6月12日
是民主还是维新
我承认，我很天真，总是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这几天的观察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海外民主精英搞得那一套不是民主，而是颠覆，或者取而代之。亵渎了学运的精神诉求。
文学城的各个论坛中，精英们的思想传承实在是民主谎言下的独裁。这种事情在中国那片土地上没什么稀奇，曾经多次发生过。像一百年以前一样，中国的意识形态无非还是两派，保皇和维新。
保皇派就不解析了。
那些民主精英就是民主伪装下的维新派。维新派心中既没有民主的思想，更没有民主派应有的风范。真的就像当年的康有为，只是没有皇帝的遗诏。六四和戊戌变法太像啦。有文献说，康有为的遗诏是伪造的，可惜呀，现在的维新派连伪造的遗诏都没有了，就更名不正言不顺了。
那些民主精英还在抱着那些过了气的“民运分子”的粗腿，抱着赵紫阳的臭脚，在这些精英的骨子里，还是要有一个皇帝的。实在没有一个有当年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勇气。
我是不敢亵渎当年的学生运动，学生们的赤子之心，至今让我感动不已。在我的心目中，学生们的赤子之心和那些“精英”们的结党营私是毫不相干的。赵紫阳只是一个政治角逐中的失败者，一个腐败分子，决不是中国民主的旗帜。至于那些“民运分子”，就目前而言，只是一群机会主义的投机分子。
学生们的义举，辉同日月，光照千秋。而那些民主精英，真的不敢恭维。他们和国内那一群实在是没什么两样。他们如果胜利了，将是又一次改朝换代，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新鲜空气。好在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如果那些民主精英们不改弦易张，就不要寄希望他们是中国的一个反对党，他们根本不会容忍异己的存在。现在的保守派和维新派，任何一派上台，都是独裁。他们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的国家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仍然宣扬血腥和暴力，以谎言和谩骂为武器，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的不可救药，没有前途。
虽然说现代人不长进，与老祖宗实在不相干，我还是理解了那些咒骂中国文化者的无奈。已经习惯了让人牵着鼻子走，王丹、乌尔开希和柴玲这些学生娃子，俨然被追捧为精神领袖。不是抱着那些过了气的人物，就是抱着洋人的粗腿，实在不能民主。人活着，是要有一种精神。相比之下，维多利亚公园对六四精神诉求的理解，远比海外来得崇高。
呜呼，让我说什么好呢？当年“粪土万户侯”的人，把中国搅得天翻地覆，得到的还是粪土。现在的人连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勇气都没了。
文学城的各个论坛中，精英们的思想传承实在是民主谎言下的独裁。这种事情在中国那片土地上没什么稀奇，曾经多次发生过。像一百年以前一样，中国的意识形态无非还是两派，保皇和维新。
保皇派就不解析了。
那些民主精英就是民主伪装下的维新派。维新派心中既没有民主的思想，更没有民主派应有的风范。真的就像当年的康有为，只是没有皇帝的遗诏。六四和戊戌变法太像啦。有文献说，康有为的遗诏是伪造的，可惜呀，现在的维新派连伪造的遗诏都没有了，就更名不正言不顺了。
那些民主精英还在抱着那些过了气的“民运分子”的粗腿，抱着赵紫阳的臭脚，在这些精英的骨子里，还是要有一个皇帝的。实在没有一个有当年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勇气。
我是不敢亵渎当年的学生运动，学生们的赤子之心，至今让我感动不已。在我的心目中，学生们的赤子之心和那些“精英”们的结党营私是毫不相干的。赵紫阳只是一个政治角逐中的失败者，一个腐败分子，决不是中国民主的旗帜。至于那些“民运分子”，就目前而言，只是一群机会主义的投机分子。
学生们的义举，辉同日月，光照千秋。而那些民主精英，真的不敢恭维。他们和国内那一群实在是没什么两样。他们如果胜利了，将是又一次改朝换代，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新鲜空气。好在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如果那些民主精英们不改弦易张，就不要寄希望他们是中国的一个反对党，他们根本不会容忍异己的存在。现在的保守派和维新派，任何一派上台，都是独裁。他们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的国家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仍然宣扬血腥和暴力，以谎言和谩骂为武器，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的不可救药，没有前途。
虽然说现代人不长进，与老祖宗实在不相干，我还是理解了那些咒骂中国文化者的无奈。已经习惯了让人牵着鼻子走，王丹、乌尔开希和柴玲这些学生娃子，俨然被追捧为精神领袖。不是抱着那些过了气的人物，就是抱着洋人的粗腿，实在不能民主。人活着，是要有一种精神。相比之下，维多利亚公园对六四精神诉求的理解，远比海外来得崇高。
呜呼，让我说什么好呢？当年“粪土万户侯”的人，把中国搅得天翻地覆，得到的还是粪土。现在的人连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勇气都没了。
2010年6月9日
In a distant place
In a distant place,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They were kind in mind -
As the bright summer sun.
Their childish voices -
How merry there were,
As dawn Orioles,
Always singing in the hearts of their loved ones.
Their pure life -
Never been weathered,
Naive and simple feelings,
Weaving the hopes for the future Republic.
How eager they were,
How much desire,
Juvenile and good hearts,
Filled with beautiful rainbow dream.
The gloomy dark night,
As snowing in June,
The blood of the young people,
Sharpen the minds of millions of sorrow hearts.
The quiet summer night,
Stars shining bright,
The group of young souls,
Flying silently in the sea of moral.
What kind of hope,
How much desire,
Their beautiful hearts -
As the bright summer sun.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They were kind in mind -
As the bright summer sun.
Their childish voices -
How merry there were,
As dawn Orioles,
Always singing in the hearts of their loved ones.
Their pure life -
Never been weathered,
Naive and simple feelings,
Weaving the hopes for the future Republic.
How eager they were,
How much desire,
Juvenile and good hearts,
Filled with beautiful rainbow dream.
The gloomy dark night,
As snowing in June,
The blood of the young people,
Sharpen the minds of millions of sorrow hearts.
The quiet summer night,
Stars shining bright,
The group of young souls,
Flying silently in the sea of moral.
What kind of hope,
How much desire,
Their beautiful hearts -
As the bright summer sun.
2010年6月8日
2010年6月4日
六月里想起我们曾经年轻过
那时天是蓝，白云在蓝天上飞翔。六月的北京，合着全国的节拍，奏响着青春的旋律。
有人问，那个六月怎能和五四，和一二九比？呵，五四、一二九算什么！那个六月，真是规模宏大呵，举国上下，天上地下，人山旗海，每一个心都激动着。
每一颗心呵，幼儿园为我们送来了花环；居民为我们送来了矿泉水；激动的个体户，送来了一卡车，一卡车的面包。从大都市的名校，到乡镇的夜大，每一个青少年，每一个正直的人，心系着国家。伟哉，少年中国！
方域之内，群情激昂。四海之滨，为之歌唱。我们的共和国，曾经在那一刻，年轻过！少年中国，我们看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看到了。那就是清朝末年梁启超所作的散文《少年中国说》描述的那个少年中国，意气风发，朝气蓬勃！
我们的祖国，那个古老的共和国呵，在那一刻，曾经年轻过。
他们胆战心惊，就重演了戊戌变法。于是，中国又回到封建统治下的“老大帝国”。未来的孩子们请记住，中国由此回到封建统治下的“老大帝国”。年轻有为的青年，只能在街头流浪，不再有公平的机会。帝国的大厦里，是衣冠楚楚的“富二代”和花枝招展的“二奶”。
孩子，我们老了，我们中的一些人的心老了。新的少年中国就托付给你们了。那个如火的六月，我们曾经年轻过，我们自豪！
有人问，那个六月怎能和五四，和一二九比？呵，五四、一二九算什么！那个六月，真是规模宏大呵，举国上下，天上地下，人山旗海，每一个心都激动着。
每一颗心呵，幼儿园为我们送来了花环；居民为我们送来了矿泉水；激动的个体户，送来了一卡车，一卡车的面包。从大都市的名校，到乡镇的夜大，每一个青少年，每一个正直的人，心系着国家。伟哉，少年中国！
方域之内，群情激昂。四海之滨，为之歌唱。我们的共和国，曾经在那一刻，年轻过！少年中国，我们看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看到了。那就是清朝末年梁启超所作的散文《少年中国说》描述的那个少年中国，意气风发，朝气蓬勃！
我们的祖国，那个古老的共和国呵，在那一刻，曾经年轻过。
他们胆战心惊，就重演了戊戌变法。于是，中国又回到封建统治下的“老大帝国”。未来的孩子们请记住，中国由此回到封建统治下的“老大帝国”。年轻有为的青年，只能在街头流浪，不再有公平的机会。帝国的大厦里，是衣冠楚楚的“富二代”和花枝招展的“二奶”。
孩子，我们老了，我们中的一些人的心老了。新的少年中国就托付给你们了。那个如火的六月，我们曾经年轻过，我们自豪！
2010年6月1日
心如皓月系长空——杜宪
畅笑苍天，
心如皓月系长空，
功罪千秋任评说。
——题记
25岁以下的人不知道她，25岁以上的人惦记着她，这就是杜宪。
杜宪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为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教授，她日后在荧屏上端庄大方的气质，与其家风不无关系。
主播生涯结束后，杜宪的家政水平因此而突飞猛进，每天挎著菜篮子逛农贸市场，于厨艺上渐有心得。日常除了学英语，就是相夫教子。陈道明得意地对旁人说：“我们家杜宪呀，大家风范，荣辱不惊！”
投闲置散的杜宪终于接到一纸“组织决定”：调离播音组，去经济部作幕后编辑工作。她到经济部报到时，该部全体同人离座起立欢迎，鼓掌长达数分钟，令杜宪热泪盈眶。
襟怀坦荡的杜宪开始钻研经济，又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干部管理学院的经济管理研究生班进修。从电视主播到经济部的编辑，她仍是出类拔萃，连年评"先进"，她总榜上有名，同事们也从心眼里喜欢她。
１９９１年经济部拍电视片《老区行》，深入大别山区采访。某夜同事请她过去。杜宪一走进那间小屋，灯就熄了，一小片烛光亮起，映照著同事们为杜宪特制的生日蛋糕杜宪哭了。
有一以讹传讹的小道消息：“末代皇帝”陈道明要和杜宪闹离婚了！向来热血澎湃的北京人听罢怒不可遏，嚷嚷道：丫的陈道明他敢，咱哥们儿抄家伙把他给废了！幸而陈道明和老婆的关系“铁”得很，这才免去被大卸八块的厄运。
司机开车为杜宪出去洗相片，结果路上违章，在无奈的情况下，司机忽然想起了车里的杜宪的照片。听说是给杜宪冲洗照片，谁知这个警察二话没说，放行。
国际新闻广播电视交流中心（“梅地亚”）正式邀请她出任大型电视片集《中国小城镇》的主持人。杜宪欣然同意——她毕竟对电视专业魂牵梦萦。
１９９２年，摄制组行经云、贵、陕、川、藏，所到之处都掀起了“杜宪狂热”。在“鬼城”酆都，百姓如睹观音现身一般将她团团围住；在云贵高原，少数民族姐妹都把杜宪往屋里拉。
杜宪亮相凤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各种媒体立刻扑上来，欢呼她“端庄、大方、自然、亲切、平而不淡”的主持人形象再现荧屏。观众更是热情似火，他们根本不在乎杜宪主持了个什么节目，他们“锁定”她的节目，不是要看“地球”，而是要看杜宪，甚至为她的主持节目时穿什么衣服“瞎操心”。
杜宪只是一滴水，一滴水亦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在拉萨，西藏自治区最高行政长官设家宴款待她，并献上洁白的哈达。
2010年5月6日
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左传·桓公六年》有云： “夫民，神之主也。所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民众是神挂心的主体。帝王将相，来之于民。民众的伦理道德思想意识培养造就了那些帝王呀。王者是民众制造出来的，又怎么能苛求于王者呢。
求之于民时，自律，可忠信于民。无求于民时，自弃，则背叛于民。乃人之常性, 帝王与平民实在没有什么两样啊。这在帝王神仙还是平民的时候就决定了。帝王以武力和权术争霸，人的品性不会改变多少啊。人的本性，不以贵贱而增减，不以尊卑而生息。帝王比常人只是多了狡诈和蛮横而已。是故，王者不可贵之，贵之，则骄奢淫逸。民众不可贱之，贱之，则自弃于市。骄奢淫逸何如？颐指气使，草菅人命。自弃于市何如？败坏生事，伤人害物。
帝王的精神境界、思想意识皆来之于民众。不会超过平民的思想意识。没有全社会的民主意识提高，靠精英搞民主，自孙中山时，不断地复辟、独裁。这是由于社会的自私、偏狭和蛮横决定的啊。
“所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有成就的帝王，先学会做好民众的一员，而后再努力克己做好帝王。那些不被称为“圣王”的君主，平民都没有做好，又怎么堪称大王呢？没有高洁的品性，不过是一些市井泼皮无赖，又怎么因他们做了坏事而评头品足呢。那实在是他的本性决定的啊。
《尚書》有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皇帝年年有，明年到我家，我家有孽子，扯旗做大王。孽子做大王，我乃为民众。孽子出之于我，天視来自我之民視。孽子出之于我，天聽来自我之民聽。大王能超出我多少呢？
夫民，神之主也，神以民众为主体。民众不敬神，却以帝王为偶像，是对神的大背叛。帝王将相，民之造也。那孽子就是我造的。我就是那孽子的老子。那孽子混天黑地，不忠不孝，招摇撞骗，作恶多端，可我又怎么能脱干系呢？我又怎么能脱干系呢？？实在是那孽子的泼皮无赖的本性使然。讲破了我的嘴，那孽子又能听进多少呢。
子不教父之过，君不尊民之责。我们自己不能自尊，又能指望怎样的君主呢。那高高在上的君主，实在是我们造的呀。我们造出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我们自己不知道，又怎么指望那孽子知道呢。那孽子就是出自于我们自己呀。
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多少真知灼见啊。我们不学先贤之精华，专论春秋之糟粕，这与那些高高在上的泼皮无赖有什么两样呢。
2010年4月17日
冲浪
在高速的游艇上，拉一根绳子，冲浪者抓住绳子，踏着冲浪板，在游艇荡起的激流之中，逆流而上。高速的游艇切开湖面，浪花在游艇的两侧翻滚，摔向冲浪者。绳子通常很长，冲浪者在游艇后辗转腾挪，双膝微弯，以千钧之力，控制住冲浪板，与湖水死磕，抵抗湖水吞没冲浪者的强烈欲望。
缆绳在湖水的推力和游艇的拉力下笔直。在绳端和冲浪板之间形成强劲的一躬，冲浪者和自然之间在智慧、体力、耐力和技巧上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的较量。冲浪者在这种较量中体会征服者的快感。任凭戗面的湖风和愤怒的湖水迎击。肌肉和体力在强大的冲击中拉紧、暴发，以生命的最强健、最完美捍卫着灵魂的尊严。
冲浪者在那一瞬间，是湖泊上精灵。高洁，伸张，强健，抒发。是千百年人类征服自然的最佳缩微。湖上冲浪最彰显人的粗犷、野性、智慧和力量。那真的需要智慧。冲浪是智慧的飞翔。智慧在冲浪中展开高傲的翅膀，思维在冲浪中“冲浪”着每一根神经末梢，迎击欢乐中的瞬时万变！
我在网上论坛中看到了冲浪者的身形。真正的网上冲浪者赞美自己思想上、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他们象冲浪运动中的“湖水”，把冲浪者推得更高、更远。让彼此知道天际的高洁、琴瑟的清越、云海的浩淼。
我思想上、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是我一面镜子，无时不照见我的不足，吞没我的自尊，我的智慧让我迎击这敌人的诽谤，迎击着我自身的不足，我变得个强健、自尊和自律。我知道——
我那“敌人”啊，我们最相思、相像、相依、相亲、相恋。我今天为此献上一曲，赞美我们永恒情谊。此情悠悠，如长歌绕梁，随云起霞落，春暖花开。
我知道，我们都是冲浪者，我们会在逐渐建立的彼此欣赏中，携手走向天边。那时，我们会自豪地相问：“有哪个爱美者，会拒绝一面镜子呢？”然后，相视一笑，相爱千年。
让那些怕见阳光的鼠辈们嘲讽去吧。他们在自己的洞里，不会体会冲浪的快感。永远是自守闭关，自虐自恋。我那“敌人”啊，切不可松懈了斗志，那样就会湖水流尽，失意彷徨，激情不再，天上人间！
2010年4月16日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在我看来任何国家的文化有都其精髓，由此推而广之，任何人都有其优秀的一面。有人问起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我却不敢讲，真的不敢讲。因为，我们的思维出了问题。
我们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演变，任何的一家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污点或盲点。这样的话，你讲任何一个话题，都有人出来泼脏水。于是乎，中国文化就变得一团糟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比喻说，温良恭俭让，比喻说，父慈子孝，这些千百年深入人心的社会价值，就是我们文化的精髓。
科学地看待一篇文章、一个学说，不是看其的道德标准，而是看其信息的承载。我们心底就是那样的狭隘，容不得一点不同看法。于是乎，一篇信息量很大的文章，因为一句话不慎，就变成了众矢之的，没有人关心作者是想说什么了。
我们的思维出了问题，我们不是有选择地吸收他人思想中的营养，而是无节制的攻击。知识的获取依靠吸收，有选择的吸收，不是一味地排斥。一味地排斥，闭关自守，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学习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一个意识重建的过程。一篇好文章引起读者共鸣，观点如何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思想上的敌人，与我们“血缘”最亲，他们是我们意识形态上的“镜像”，最真实地照见了自己。我们很容易地和我们的镜象纠缠不休，那是一种自恋心理。是故，旁观者清。
如果我们以一颗学者的心，对待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辉。效天地，法自然，人间处处都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在污浊中可以参知晶莹，在淫秽中可以追随纯真，在愚氓中可以体察颖慧，在黑暗中可以探求光明，在贫贱中可以收获自由。我们中华文化，国粹上下千年，纵横春秋，浩若烟海，不管在何处，中华文化都为我们的智慧提供无限的源泉。从历史，到文化，从衣食到住行，几千年流传至今，哪一样不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青山处处设道场，风月时时传真经，又有几人有慧眼？想得道就看个人的惠根了。看那山野间草虫树木，从污泥浊水中，吸收营养，成长茁壮。而那温室的花草，纵然是费尽心机，也妄然难成撑天栋梁。同在天地间，君子坦坦荡荡，参天地造化，度自然流变。小人趋臭若蝇，凄凄哀哀，叹世间处处仇怨。
中国文化无处不是引人入胜，人若象树木一样从污流中的获得生命的源泉，从烂泥中吸收壮大的生机，就会有涌泉的智慧。除此，没有其他的精髓，任何国家的文化都一样。
我们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演变，任何的一家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污点或盲点。这样的话，你讲任何一个话题，都有人出来泼脏水。于是乎，中国文化就变得一团糟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比喻说，温良恭俭让，比喻说，父慈子孝，这些千百年深入人心的社会价值，就是我们文化的精髓。
科学地看待一篇文章、一个学说，不是看其的道德标准，而是看其信息的承载。我们心底就是那样的狭隘，容不得一点不同看法。于是乎，一篇信息量很大的文章，因为一句话不慎，就变成了众矢之的，没有人关心作者是想说什么了。
我们的思维出了问题，我们不是有选择地吸收他人思想中的营养，而是无节制的攻击。知识的获取依靠吸收，有选择的吸收，不是一味地排斥。一味地排斥，闭关自守，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学习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一个意识重建的过程。一篇好文章引起读者共鸣，观点如何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思想上的敌人，与我们“血缘”最亲，他们是我们意识形态上的“镜像”，最真实地照见了自己。我们很容易地和我们的镜象纠缠不休，那是一种自恋心理。是故，旁观者清。
如果我们以一颗学者的心，对待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辉。效天地，法自然，人间处处都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在污浊中可以参知晶莹，在淫秽中可以追随纯真，在愚氓中可以体察颖慧，在黑暗中可以探求光明，在贫贱中可以收获自由。我们中华文化，国粹上下千年，纵横春秋，浩若烟海，不管在何处，中华文化都为我们的智慧提供无限的源泉。从历史，到文化，从衣食到住行，几千年流传至今，哪一样不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青山处处设道场，风月时时传真经，又有几人有慧眼？想得道就看个人的惠根了。看那山野间草虫树木，从污泥浊水中，吸收营养，成长茁壮。而那温室的花草，纵然是费尽心机，也妄然难成撑天栋梁。同在天地间，君子坦坦荡荡，参天地造化，度自然流变。小人趋臭若蝇，凄凄哀哀，叹世间处处仇怨。
中国文化无处不是引人入胜，人若象树木一样从污流中的获得生命的源泉，从烂泥中吸收壮大的生机，就会有涌泉的智慧。除此，没有其他的精髓，任何国家的文化都一样。
2010年4月13日
怎么看待中国文化
影象是让人看的，资源是供人享有的。因为这个差异，我们看问题的就不一样了。影像好比一部电影，看后大家可以评价其好坏。资源滋养着那一方文明。人们从中汲取思想，创造美好。文化就是人们的衣食住行。那一方人生活蒸蒸日上，那一方文明就让人羡慕。
文化是资源，那么文化的精髓就不好说了。总之，缺乏什么就去取什么。我中华文化包罗万象。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弘扬不同的文化，我们的文化遗产并不缺乏，可以说，家庭伦理，应变计谋，要什么，有什么。
我们的文化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辉。效天地，法自然，在污浊中可以参知晶莹，在淫秽中可以追随纯真，在愚氓中可以体察颖慧，在黑暗中可以探求光明，在贫贱中可以收获自由。天人合一就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中华文化纵横春秋，浩若烟海，不管在何处，中华文化都为我们的智慧提供思想的源泉。
设想这样的一番情形，我们这一代人，发扬光了大传统文化一切美好。那里的建筑群比故宫还坚固华丽。那里的环境是美丽的田园，渔歌鸥翔，海天一色。那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互助友爱，相敬如宾。我们的国家就是一流的国家。
那种陶渊明描写的田园雅致，我们没有记忆。我们的建筑，那些古典的庭院，我们还是有记忆的。请问，这些美好，有哪一件在我们这一代得以发扬，这能怪我们的老祖宗？
我们的文化有无穷的资源，我们当细细的琢磨，不可亵渎。辜鸿铭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那些文化资源的有效借鉴，足以让我们建造一个美丽的家园。我也看到了。我深深地感到羞愧—— 这些美好，正在我们这一代流逝。这能怪我们的老祖宗？
我们不但没有发扬我们自己美好的文化遗产，不要温良恭俭让，不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还要崇拜那些“暴乱的教义”。这能怪我们老祖宗？我们拒绝接受西方的美好，拒绝普世价值，追随异端邪说，这能怪老祖宗？
辜鸿铭就是一个黄香蕉，我们不是。古人云：“旁观者清”。辜鸿鸣看到了，我们却没看到。我们在迷阵中，还要多久？
老孙，老孙，我们的祖先真地留下了取之不绝的优秀文明，召唤我们去创造美好。这美国的洋房，怎比我北京的四合院。这洋人的花园，怎比我画桥水榭。当我们看到了日本集中了世界汽车工业之所长，制造的汽车畅销世界时，我们做了那些光宗耀祖的事？不要关起门来骂祖宗了。
今天，吃了两个水饺，忽然念起祖先的好，要和老孙对垒！老孙，作为教育家，想一想我们怎样教育我们的孩子。
2010年4月12日
辜鸿铭是一个香蕉人
随手写了一个关于《怪杰辜鸿铭》的评注，没想到引起大家兴趣。孙先生撰文说辜鸿铭是典型的中国国粹，怎么是香蕉人呢？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几个问题，还是让大家思考。
一、三日倾谈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
一八八○年，辜鸿铭学成返回槟榔屿，在新加坡当地殖民地政府任职。一八八二年，在新加坡偶晤维新派人物马建忠，一席长谈后辜氏思想发生极大转变。自称"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从此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
—— 辜鸿铭是外国人变的，用了三天。所以是香蕉人。
二、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辜氏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
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辜氏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有意思的是，芥川龙之介见到辜鸿铭后，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真诚感慨道："约翰斯真不我欺。"（芥川龙之介《辜鸿铭先生》）
—— 西人吃中餐纯粹是叶公好龙，真正的中餐他们是吃不来的。辜鸿铭是合西人胃口的中餐，一定不是“中餐”。
三、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
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蔡元培《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
林语堂还讲过一个故事："鸿铭好出人意外，向来看不起英人之傲慢。曾在北京真光电影院，前座有一外人，鸿铭出其不意，拿他手里的烟斗，向前面秃发一敲。外人不知所以，鸿铭只拿烟斗向他要火，外人忙乖乖地听命。"（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 没有师道尊严，笃信言论自由。不是“向来看不起英人之傲慢”，而是来之天然的自由平等。
四、"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五四时候，辜氏在一家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有一天，罗家伦看报以后，拿着报纸就冲进教室质问他，说他不该在日本人的报上写文章骂中国学生，辜一时脸色铁青，最后用手敲着讲台忽然文不对题地来一句："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简直有点像小孩子吵架了，倒也显示了他政治上幼稚可爱的一面。
—— 不是“幼稚可爱”，而是没有仇恨。不是政治上幼稚，而是超越于政治。政治是国家之间的事，与我何干。"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辜氏真是这么想的。中国人总是有一个假想敌，所以左派右派势如水火。西人讲，没有不变的朋友，只有不变的利益。辜氏反对学生运动，那是他的政治主张。他可以到日本办的报馆发表。中国人讲，没有不变的政治主张，只有不变的敌人。典型地说，“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辜氏的思维方式不能理解学生的批评。
美国人看起来是两党执政，其实除了激进分子，党员都是思想相似的平民。民主党今年出台一个好政策，我就注册民主党，参加他们的集会选举。明年共和党出台一个好政策，我就注册共和党，参加他们的集会选举。参加任何党派，都不宣誓，也没有“效忠”这一说。美国为数不多的党派宣誓，宣誓的党派大多带有黑社会性质。有的州允许一个人同时参加两个党派，党内选举都有效。美国人没有叛党这一说，很多大政治人物在两个党派都干过。他们对待党派就像对待公司。政治就是大家的事大家管。
五、辜氏对女人的喜爱有许多异于常人的怪癖。
辜氏对女人的喜爱有许多异于常人的怪癖，据说他有恋小脚癖，每以寻访三寸金莲为乐事，尤喜嗅小脚的臭味，据说每一嗅及，文思大发。对此他还有一番奇谈怪论："小脚女士，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惟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虚政。""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风味，差堪比拟。"（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 绝对日本式的性趣。东洋画中，对女性的性描述千奇百怪，包括了性虐待、性自虐。我们公司有个日本人，就这德性。想到日本军队的官妓，就好明白了。作为大学教授，能做到这样几乎“下流”，绝不可以当作“传统文化的糟粕”来看待。这种放纵，绝对不是在“礼教”下的放纵。辜氏因没有礼教的束缚，当然也不能以此被看作“小人”，就象小孩在街上解手，不可看作丢人一样。在日本，嫖妓很正常，是一种文化现象，而非下流。
在理解辜氏的行为和思想上，绝不可以中国人的思维，联想到民族、国家、大义，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上。因为辜氏是一个本真的人，没有受到那些教化，不受这些伦理的束缚，就不可以那些礼教来评价他。日本人在中国杀了人，他也不会因此产生民族恨。以中国人的文化和教化评价辜氏，就像用羊的标准，评价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不以为怪才怪。不是辜氏，而是评价者怪。
至于辜氏宣传中国文化，是他感悟到了中华文明的辉煌。他刻意地学习中国文化，却改变不了他的处世风格。传播中华文化者，不见得是中国人，这一点就不用举证了。一个人可能被某种思想所吸引，但他的文化传承是难以改变的。当然还有许多，就写到这了。对辜氏而言，无所谓君子，无所谓小人。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几个问题，还是让大家思考。
一、三日倾谈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
一八八○年，辜鸿铭学成返回槟榔屿，在新加坡当地殖民地政府任职。一八八二年，在新加坡偶晤维新派人物马建忠，一席长谈后辜氏思想发生极大转变。自称"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从此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
—— 辜鸿铭是外国人变的，用了三天。所以是香蕉人。
二、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辜氏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
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辜氏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有意思的是，芥川龙之介见到辜鸿铭后，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真诚感慨道："约翰斯真不我欺。"（芥川龙之介《辜鸿铭先生》）
—— 西人吃中餐纯粹是叶公好龙，真正的中餐他们是吃不来的。辜鸿铭是合西人胃口的中餐，一定不是“中餐”。
三、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
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蔡元培《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
林语堂还讲过一个故事："鸿铭好出人意外，向来看不起英人之傲慢。曾在北京真光电影院，前座有一外人，鸿铭出其不意，拿他手里的烟斗，向前面秃发一敲。外人不知所以，鸿铭只拿烟斗向他要火，外人忙乖乖地听命。"（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 没有师道尊严，笃信言论自由。不是“向来看不起英人之傲慢”，而是来之天然的自由平等。
四、"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五四时候，辜氏在一家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有一天，罗家伦看报以后，拿着报纸就冲进教室质问他，说他不该在日本人的报上写文章骂中国学生，辜一时脸色铁青，最后用手敲着讲台忽然文不对题地来一句："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简直有点像小孩子吵架了，倒也显示了他政治上幼稚可爱的一面。
—— 不是“幼稚可爱”，而是没有仇恨。不是政治上幼稚，而是超越于政治。政治是国家之间的事，与我何干。"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辜氏真是这么想的。中国人总是有一个假想敌，所以左派右派势如水火。西人讲，没有不变的朋友，只有不变的利益。辜氏反对学生运动，那是他的政治主张。他可以到日本办的报馆发表。中国人讲，没有不变的政治主张，只有不变的敌人。典型地说，“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辜氏的思维方式不能理解学生的批评。
美国人看起来是两党执政，其实除了激进分子，党员都是思想相似的平民。民主党今年出台一个好政策，我就注册民主党，参加他们的集会选举。明年共和党出台一个好政策，我就注册共和党，参加他们的集会选举。参加任何党派，都不宣誓，也没有“效忠”这一说。美国为数不多的党派宣誓，宣誓的党派大多带有黑社会性质。有的州允许一个人同时参加两个党派，党内选举都有效。美国人没有叛党这一说，很多大政治人物在两个党派都干过。他们对待党派就像对待公司。政治就是大家的事大家管。
五、辜氏对女人的喜爱有许多异于常人的怪癖。
辜氏对女人的喜爱有许多异于常人的怪癖，据说他有恋小脚癖，每以寻访三寸金莲为乐事，尤喜嗅小脚的臭味，据说每一嗅及，文思大发。对此他还有一番奇谈怪论："小脚女士，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惟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虚政。""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风味，差堪比拟。"（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 绝对日本式的性趣。东洋画中，对女性的性描述千奇百怪，包括了性虐待、性自虐。我们公司有个日本人，就这德性。想到日本军队的官妓，就好明白了。作为大学教授，能做到这样几乎“下流”，绝不可以当作“传统文化的糟粕”来看待。这种放纵，绝对不是在“礼教”下的放纵。辜氏因没有礼教的束缚，当然也不能以此被看作“小人”，就象小孩在街上解手，不可看作丢人一样。在日本，嫖妓很正常，是一种文化现象，而非下流。
在理解辜氏的行为和思想上，绝不可以中国人的思维，联想到民族、国家、大义，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上。因为辜氏是一个本真的人，没有受到那些教化，不受这些伦理的束缚，就不可以那些礼教来评价他。日本人在中国杀了人，他也不会因此产生民族恨。以中国人的文化和教化评价辜氏，就像用羊的标准，评价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不以为怪才怪。不是辜氏，而是评价者怪。
2010年4月11日
评《民国教授往事之怪杰辜鸿铭》
辜氏天性本真，又假以东西文化之熏陶，所见之中国，与东西方各有不同。其所洞见不能被人所知享，人以为怪异；辜氏以自由之思想，独行于世，彰显其个性于狂行、狂言和怪癖，我行我素。其行为不为情势所胁迫，人以为怪异；世人妄言滥义，迷失常识，远离本真，枯竭生性，顺从不可顺从之言，接受不可接受之事。辜氏不顺受世俗，超然于世，人以为怪异。世人以辜氏为怪异，盖因世人本真与自由精神之缺乏。世人以非本真为常，则本真为怪异矣。“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辜氏之所见，至今超越于世人。
“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回观世事沧桑，仅此一言，可见辜氏当时之所见非常人之所见。他还认为，如果不立即放弃这种暴乱崇拜，它“不仅会毁灭欧洲文明，而且会毁灭世界文明”。
辜鸿铭其实就是“香蕉人”。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他，自然是有些滑稽，面目全非。而辜氏却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的环境里，西洋文化到了中国，或者说，西洋文化遭遇了中国文化，会有怎样的表现。这是我对辜氏感兴趣与欣赏的原因。西人考虑问题的方式，或者说“文化”，和东方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比如说理想主义，就是唯我独专，西人则是我行我素。其好色的一方面，是得到了日本文化传统的鼓励。
辜氏所表现出的某种精神，在中国人看来，就像今天市面上的“肯塔基”——一种本土化了的“西餐”。在中国人看来，有些怪异，却有些我们缺少的、引人入胜的元素。在西方人看来，以为辜氏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却实实在在地不是什么地道的中国传统，但确实是西人乐于接受的。这又有些像美国的“中餐”。我们看到的辜氏的怪异，那实实在在的是西人的自由精神，而辜氏看到的中国文化，实实在在的却是我们长期忽视的、中国文化的精髓。
转载《民国教授往事》之一
怪杰辜鸿铭
“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
—— 辜鸿铭
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
在民国时期，辜鸿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林语堂这样评价他："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民国早年，辜氏不仅在国人中名声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鸿铭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一九二一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想一睹尊容，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为此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说情，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音。去问怎么回事，同胞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氏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氏影子。毛姆一听才知事情被弄糟了，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地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氏这才答应与他见面。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辜氏的影响。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辜氏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有意思的是，芥川龙之介见到辜鸿铭后，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真诚感慨道："约翰斯真不我欺。"（芥川龙之介《辜鸿铭先生》）显然这次见面令他十分满意，对辜氏和中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两则真实的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辜氏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影响。
辜鸿铭为什么令外国人如此着迷呢？
辜鸿铭（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名汤生（TOMSON），又号立诚，别署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曾祖为当地华侨首领，父辜紫云，在槟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母为欧洲人。因从小聪明伶俐，被布朗收为养子。
一八六九年，十三岁时，辜氏随养父布朗赴欧留学，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为中国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第一位留学生。辜氏先后留学欧洲十一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这在早期留学生中也十分罕见。辜氏后来暴得大名也与他精通多国外语有很大的关系。
一八八○年，辜鸿铭学成返回槟榔屿，在新加坡当地殖民地政府任职。一八八二年，在新加坡偶晤维新派人物马建忠，一席长谈后辜氏思想发生极大转变。自称"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从此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
数年，遂遍涉群籍，爽然曰：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辜氏通过研读传统文化，对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谓欧美主强权，鹜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内者也。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文襄闻而大异之，延入幕府，不烦以常职，有要事就询焉。"（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
一八八五年，辜氏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幕僚，先后近二十年，从此迷上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
一九○七年，辜鸿铭随张之洞入阁，第二年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一九一○年，辞去外务部职务，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务长（一说校长）。关于辜去上海的原因，一种说法是，张之洞死后，张的上司和同事梁敦彦感到袁世凯将卷土重来，因辜曾在公开场合骂过袁是流氓，更大胆声称："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梁敦彦担心他会遭到袁世凯的报复，难逃厄运，劝他南下，于是辜遂南下上海南洋公学。辜氏在南洋呆的时间并不久，辛亥革命后，辜为忠于清室便从南洋辞职了（一说是被赶走）。关于辜从南洋辞职的原因，蔡元培是这样说的：武昌起义后，上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蔡元培《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
辜氏在南洋的时间虽不长，但这却是辜氏教授生涯的开始。
一九一五年四月，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这个时期正是辜氏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时期。一九一六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就连李大钊也在一九一八年撰文称"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这一时期的辜鸿铭可以说达到了他声名的顶点，真正是炙手可热，所以辜鸿铭的狂与怪也就不足为奇了。时人这样评价他："在我的记忆中，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怪'，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辜鸿铭出名，不仅因为他的学贯中西，也不仅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谈到这位学界怪杰，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
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连他的包车车夫，也是一个拖带大辫子的汉子，正好与主人形成一对，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当年还是北大学子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
"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
还有人描写得更加细致："先生性虽和蔼，但一触其怒，则勃然大发，无论何人，不能遏止，必骂个痛快，才能平息。先生喜叉麻雀，但不高明，每战必北。日居谈喜诙谐，叨叨不绝，信难捧腹。衣冠极奇特，常穿蓝布长衫，戴红顶瓜皮小帽，留长辫一条。民国初年至北大上课时，行必坐轿，衣龙补长袍，足厚底朝鞋，头戴花翎顶，其辫亸亸，提水烟袋而登讲坛。"（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几个人的回忆，大同小异，却从侧面构成了一幅北大时期辜鸿铭的形象写照。
关于辜鸿铭在北大授课的风采，最有发言权的，当数他的亲炙弟子罗家伦。"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
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
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辜氏英文很好，由于从小未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文反倒不尽如人意，不仅译文有时显得生硬，板书也常常出错，"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罗家伦）
辜氏从小受西方教育方式影响较大，所以并不完全拘泥中国的教学方式，上课时也经常跑题，信马由缰。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周作人《北大感旧录·辜鸿铭》）
不仅如此，辜氏许多做法，也迥异于常人。五四时候，辜氏在一家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有一天，罗家伦看报以后，拿着报纸就冲进教室质问他，说他不该在日本人的报上写文章骂中国学生，辜一时脸色铁青，最后用手敲着讲台忽然文不对题地来一句："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简直有点像小孩子吵架了，倒也显示了他政治上幼稚可爱的一面。
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蔡元培请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对蔡元培一向十分维护，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五四运动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辞去北大职务，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表示挽留之意，讲话时突然来一句："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说法在当时却很不合时宜，若是换了别人，早挨了众人一顿批，但因为他是辜鸿铭，而且又是为了表达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没人与他计较了，反倒哄笑起来。
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后，辜氏思想渐渐趋于保守，甚至对旧的封建文化十分迷恋，但在具体表现上又特立独行。
"辛亥年清廷逊位后，有一批遗臣，组织一集体名曰'宗社党'，辜鸿铭亦为此中一分子。时宣统仍拥有皇帝名义，曾下诏诸遗老剪去发辫，遗老们都奉诏，但辜的辫子却留下不剪。
中国在男人蓄辫时期，也有十分漂亮的辫子，那是长在青少年头上的，头发很长很多而黑润，但辜鸿铭的头发却稀少而短，半黄半黑，结成发辫，其细如指，都在后脑勺上，弯弯曲曲，十分怪异。他却毫不以为怪，昂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遗老们遵命剪发后，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因此便使这一条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对辜氏的种种另类做派，罗家伦分析得十分透彻，"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
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保皇。'"（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同在北大执教的温源宁认为："他辫子的炫耀，很足以显露他整个人的性格。他为人刚愎，度着与人对抗的生活，众人所承认者，他则否认；众人所欢喜者，他则不欢喜；众人所承认者，他则藐视。与众不同，即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辫子，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相信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温源宁《辜鸿铭》）温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对此，辜氏自己的说法也许最具参考意义。"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林语堂《辜鸿铭》）
辜鸿铭虽行事怪诞，却有自己的原则。袁世凯时代，"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胡适《记辜鸿铭》）一位姓陈的来运动辜投他一票，辜说，别人票二百元一张，他的至少要五百元一张。对方还价三百，最后双方经讨价还价，以四百元成交。选举前一天，陈某把四百元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再三叮嘱辜氏第二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元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胡适《记辜鸿铭》）后来，那人赶到辜家大骂他无信义，辜拿起棍子，大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胡适《记辜鸿铭》）这是辜亲口对胡适讲的故事，可信度非常高，记在胡适的文章中，这件事一时传为笑谈。
辜鸿铭看不起那些政客，对他一度效忠的清室也颇有微词。"先生任气忤物，往往开罪于人。在鄂中庆祝万寿节时曾歌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这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以及忧国忧民的一面。
所以有人说："辜先生是一个时代的反抗者，并且是一个良心的反抗者，不论好坏，他一定要批评，宁可做社会的公敌，良心觉得不对的，就是骂，痛骂；他骂得也痛快！他不肯降服社会，人云亦云。他宁可做一个真小人，不肯做一个伪君子；要同社会对抗！"（震瀛《辜鸿铭先生之欧洲大战观》）连《清史稿》中《辜鸿铭传》亦说他："汤生好辩，善骂世；国变后，悲愤尤甚。"（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对洋人态度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也许因为在西方太久的缘故，对西方人的人性中的丑恶的一面了解越深，越鄙视那些妄自尊大的洋人，这一点也与那些崇洋者大相径庭。
在北大时期，他最看不惯那些自以为是的洋教授，甚至公开表示他的轻蔑。他"戴着一副大墨晶眼镜，宽袍大袖，昂然坐在沙发内，谁也不理睬。他对于外国教授，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分外不客气"。（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一次一位外国教授看到他一条小辫子，十分好奇，便好奇地向校役打听。辜问清他是教文学的，故意改用拉丁语与他谈话，对方马上接不下去，辜得意地说："你教西洋文学，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才知道此人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
林语堂还讲过一个故事："鸿铭好出人意外，向来看不起英人之傲慢。曾在北京真光电影院，前座有一外人，鸿铭出其不意，拿他手里的烟斗，向前面秃发一敲。外人不知所以，鸿铭只拿烟斗向他要火，外人忙乖乖地听命。"（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辜氏对洋人完全按洋人规则行事，毫无媚洋心态，虽在国人看来有些乖戾，但却深受洋人的尊重。"一次，辜氏在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他却卖票，并且卖得很贵。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他的门票则售二元，其受外人重视可见一斑。"（张起钧《文坛怪杰辜鸿铭》）鉴于辜氏的巨大名声，在北京大学时，北大请来的外国一流洋教授见到他都十分恭敬，远远地站着，而他走近了，看见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看到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好，看到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不好，把这些世界一流的洋教授一个个骂得心服口服。"在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替中国说话的文章，使欧洲人士大为惊奇。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就是对外国那些品行不好的少年，他也毫不客气。有一次，辜氏在上海乘电车，忽遇两个英俊的洋场少年，见他这样土相，西洋少年故意用英文讪笑他，辜听了十分恼火，立刻用极流利的英文骂了过来，两少年大吃一惊。洋少年改用法文，辜又用流利的法文把对方狠狠骂了一通。两人无地自容，狼狈而逃。
辜对洋人的反感，是有自己的原因的。"虽然辜鸿铭在苏格兰受过外国教育，有许多外国朋友，但他并不喜欢西方人。在革命之后，他更加不喜欢他们。因为他把革命归因于西方的影响。他憎恨把那种同中国精神相对立的民主理想介绍到中国。他写道：'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是从英国和美国输入中国的。它引起革命和现在民国这场恶梦。“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他还认为，如果不立即放弃这种暴乱崇拜，它“不仅会毁灭欧洲文明，而且会毁灭世界文明。”（庄士敦《废帝溥仪召见辜鸿铭》）
辜氏迷恋传统的中国文化，连旧文化中的糟粕也一并吸收进来，包括对纳妾、玩妓、小脚等等的癖好。"辜鸿铭虽是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但他为人怪诞，他不但力主保存我国的旧文化，甚至连辫子、小脚、姨太太等也在他的保存范围之列。而他之好辩善骂，尤为当时人把他列为金圣叹一流的人物。"（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在京城吃花酒，逛妓院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他却似乎把它当成了一件文人雅事。"辜先生有时亦逛八大胡同。认识一妓，名纫香者，貌不美而有风致，酒量极好。予在大森里识一吴人名小凤第者，每吃花酒，必请辜先生。先生常以小辫与群妓嬉戏，有时打茶围。至天亮始各归寓。"（贻《记辜鸿铭》）
辜氏对女人的喜爱有许多异于常人的怪癖，据说他有恋小脚癖，每以寻访三寸金莲为乐事，尤喜嗅小脚的臭味，据说每一嗅及，文思大发。对此他还有一番奇谈怪论："小脚女士，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惟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虚政。""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风味，差堪比拟。"（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先生在湖北时，寓所在大朝街。正夫人系中国产，为其续娶，貌仅中姿，而其裙下双钧，尖如玉笋，绰约婀娜，莲步珊珊，先生最宠爱之，二夫人日本籍。相传辜氏有嗜臭奇癖，每夜就寝时，照例必捧其夫人双翘大嗅一阵，方始就寝，否则不能安眠。先生且喜嫖，每夕必御女，女非小脚不乐，谓缠足妇人，为中国女性特有之美，又谓中国妇人小脚之臭味，较诸巴黎香水，其味尤醇，且谈时眉宇间含有莫大愉快之色。"（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辜氏既放浪形骸又十分守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学生男女同校上课的事。有一年，辜主讲北大英文课时，当时男女刚刚实行同学，他忽见座位中有女生，大异，有人告以是新招女生。他怀疑别人听不懂，当女生读给他听后，他仍以音不对把人赶出教室。下课，辜即找到蔡元培，说"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一时传为笑柄。（事见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辜氏性格中除了狂、怪，还有十分幽默的一面。
辜氏上课时，并不呆板，有时甚至还很幽默。"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震瀛在《补记辜鸿铭先生》一文中也曾有类似记载："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到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可见，辜鸿铭上课时并不刻板，还是比较生动的，深受学生欢迎。
辜氏的幽默更多地表现在他的日常言谈中。"有一次，鸿铭应外国友人的宴饮，来宾中只有他是华人，于是大家便推他坐首席。坐定后大家谈论中西文化，席间有人问他：'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答以：'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座，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竞争一番，俟胜败决定，然后坐定，才能动筷子了。'他这妙论一出，引得坐客捧腹不已。"（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最著名的幽默故事是他关于婚姻的茶壶理论。"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这个笑话流传如此之广，以至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时，她怕徐再与别的女人谈恋爱，便对徐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藉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的，牙刷不能公开用的！"（罗家伦）
虽然辜氏在朋友中大谈茶壶理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家中却十分惧内，"他平生很怕老婆，所以他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是他的幽默。"（震瀛《记辜鸿铭先生》）
辜氏幽默与讽刺还体现在他的文章中，比如："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能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Sir Robert Hart）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美至善。"（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关于辜氏的幽默，林语堂有独到的见解："实则辜鸿铭之幽默起源于其倔强之本性及其愤世嫉俗之见解。在举国趋新若鹜之时，彼则扬言尊礼；在民国时期，彼偏言尊君，偏留辫子；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时，彼力斥西洋文化之非，细读其文，似非无高深见解，或缺诚意，然其持之过甚，乃由愤嫉而来。"（林语堂《辜鸿铭》）
一九二四年十月，辜氏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干事萨摩雄次邀请到日本讲学。"先生出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讲授东洋文化及语言学，先生特异的风格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得青年学子的爱戴。"（萨摩雄次《追忆辜鸿铭先生》）
一九二七年秋，辜鸿铭自日本返回北京，担任张作霖顾问，不久被拟定为山东大学校长。可惜未能上任，即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病逝。
盖其一生，辜氏都是一个矛盾的人。温源宁的一段话概括得十分到位："一个背叛者，宣传君主主义；一个浪漫者，接受儒教作为人生哲学；一个专制的君主，却以佩奴隶的记号（辫子）为得意：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者，即是由于上述的矛盾。"（温源宁《辜鸿铭》）
辜氏外表的狂、怪只是一种表象，他的狂怪掩盖了他内心深刻的矛盾。对辜氏的评价，吴宓的话也许较为准确："盖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此实辜氏思想学说真正之渊源。故辜氏生平痛恨中国人（尤以留学生为甚）之吐弃旧学，蔑视国俗。而以感情所激，趋彼极端，遂至力主忠君，长戴辫发，自比遗老。而其晚年最崇拜日本，乐居彼邦，亦可藉此说明。盖皆热烈之爱国主义所酿成者也（吾国今日爱国之士应洞察此层，勿徒以顽旧讥斥辜氏）。"（吴宓《悼辜鸿铭先生》）
“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回观世事沧桑，仅此一言，可见辜氏当时之所见非常人之所见。他还认为，如果不立即放弃这种暴乱崇拜，它“不仅会毁灭欧洲文明，而且会毁灭世界文明”。
辜鸿铭其实就是“香蕉人”。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他，自然是有些滑稽，面目全非。而辜氏却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的环境里，西洋文化到了中国，或者说，西洋文化遭遇了中国文化，会有怎样的表现。这是我对辜氏感兴趣与欣赏的原因。西人考虑问题的方式，或者说“文化”，和东方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比如说理想主义，就是唯我独专，西人则是我行我素。其好色的一方面，是得到了日本文化传统的鼓励。
辜氏所表现出的某种精神，在中国人看来，就像今天市面上的“肯塔基”——一种本土化了的“西餐”。在中国人看来，有些怪异，却有些我们缺少的、引人入胜的元素。在西方人看来，以为辜氏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却实实在在地不是什么地道的中国传统，但确实是西人乐于接受的。这又有些像美国的“中餐”。我们看到的辜氏的怪异，那实实在在的是西人的自由精神，而辜氏看到的中国文化，实实在在的却是我们长期忽视的、中国文化的精髓。
转载《民国教授往事》之一
怪杰辜鸿铭
“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
—— 辜鸿铭
在民国时期，辜鸿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林语堂这样评价他："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民国早年，辜氏不仅在国人中名声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鸿铭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一九二一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想一睹尊容，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为此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说情，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音。去问怎么回事，同胞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氏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氏影子。毛姆一听才知事情被弄糟了，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地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氏这才答应与他见面。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辜氏的影响。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辜氏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有意思的是，芥川龙之介见到辜鸿铭后，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真诚感慨道："约翰斯真不我欺。"（芥川龙之介《辜鸿铭先生》）显然这次见面令他十分满意，对辜氏和中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两则真实的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辜氏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影响。
辜鸿铭为什么令外国人如此着迷呢？
辜鸿铭（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名汤生（TOMSON），又号立诚，别署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曾祖为当地华侨首领，父辜紫云，在槟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母为欧洲人。因从小聪明伶俐，被布朗收为养子。
一八六九年，十三岁时，辜氏随养父布朗赴欧留学，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为中国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第一位留学生。辜氏先后留学欧洲十一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这在早期留学生中也十分罕见。辜氏后来暴得大名也与他精通多国外语有很大的关系。
一八八○年，辜鸿铭学成返回槟榔屿，在新加坡当地殖民地政府任职。一八八二年，在新加坡偶晤维新派人物马建忠，一席长谈后辜氏思想发生极大转变。自称"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从此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
数年，遂遍涉群籍，爽然曰：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辜氏通过研读传统文化，对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谓欧美主强权，鹜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内者也。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文襄闻而大异之，延入幕府，不烦以常职，有要事就询焉。"（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
一八八五年，辜氏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幕僚，先后近二十年，从此迷上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
一九○七年，辜鸿铭随张之洞入阁，第二年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一九一○年，辞去外务部职务，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务长（一说校长）。关于辜去上海的原因，一种说法是，张之洞死后，张的上司和同事梁敦彦感到袁世凯将卷土重来，因辜曾在公开场合骂过袁是流氓，更大胆声称："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梁敦彦担心他会遭到袁世凯的报复，难逃厄运，劝他南下，于是辜遂南下上海南洋公学。辜氏在南洋呆的时间并不久，辛亥革命后，辜为忠于清室便从南洋辞职了（一说是被赶走）。关于辜从南洋辞职的原因，蔡元培是这样说的：武昌起义后，上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蔡元培《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
辜氏在南洋的时间虽不长，但这却是辜氏教授生涯的开始。
一九一五年四月，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这个时期正是辜氏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时期。一九一六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就连李大钊也在一九一八年撰文称"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这一时期的辜鸿铭可以说达到了他声名的顶点，真正是炙手可热，所以辜鸿铭的狂与怪也就不足为奇了。时人这样评价他："在我的记忆中，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怪'，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辜鸿铭出名，不仅因为他的学贯中西，也不仅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谈到这位学界怪杰，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
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连他的包车车夫，也是一个拖带大辫子的汉子，正好与主人形成一对，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当年还是北大学子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
"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
还有人描写得更加细致："先生性虽和蔼，但一触其怒，则勃然大发，无论何人，不能遏止，必骂个痛快，才能平息。先生喜叉麻雀，但不高明，每战必北。日居谈喜诙谐，叨叨不绝，信难捧腹。衣冠极奇特，常穿蓝布长衫，戴红顶瓜皮小帽，留长辫一条。民国初年至北大上课时，行必坐轿，衣龙补长袍，足厚底朝鞋，头戴花翎顶，其辫亸亸，提水烟袋而登讲坛。"（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几个人的回忆，大同小异，却从侧面构成了一幅北大时期辜鸿铭的形象写照。
关于辜鸿铭在北大授课的风采，最有发言权的，当数他的亲炙弟子罗家伦。"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
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
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辜氏英文很好，由于从小未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文反倒不尽如人意，不仅译文有时显得生硬，板书也常常出错，"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罗家伦）
辜氏从小受西方教育方式影响较大，所以并不完全拘泥中国的教学方式，上课时也经常跑题，信马由缰。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周作人《北大感旧录·辜鸿铭》）
不仅如此，辜氏许多做法，也迥异于常人。五四时候，辜氏在一家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有一天，罗家伦看报以后，拿着报纸就冲进教室质问他，说他不该在日本人的报上写文章骂中国学生，辜一时脸色铁青，最后用手敲着讲台忽然文不对题地来一句："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简直有点像小孩子吵架了，倒也显示了他政治上幼稚可爱的一面。
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蔡元培请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对蔡元培一向十分维护，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五四运动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辞去北大职务，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表示挽留之意，讲话时突然来一句："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说法在当时却很不合时宜，若是换了别人，早挨了众人一顿批，但因为他是辜鸿铭，而且又是为了表达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没人与他计较了，反倒哄笑起来。
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后，辜氏思想渐渐趋于保守，甚至对旧的封建文化十分迷恋，但在具体表现上又特立独行。
"辛亥年清廷逊位后，有一批遗臣，组织一集体名曰'宗社党'，辜鸿铭亦为此中一分子。时宣统仍拥有皇帝名义，曾下诏诸遗老剪去发辫，遗老们都奉诏，但辜的辫子却留下不剪。
中国在男人蓄辫时期，也有十分漂亮的辫子，那是长在青少年头上的，头发很长很多而黑润，但辜鸿铭的头发却稀少而短，半黄半黑，结成发辫，其细如指，都在后脑勺上，弯弯曲曲，十分怪异。他却毫不以为怪，昂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遗老们遵命剪发后，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因此便使这一条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对辜氏的种种另类做派，罗家伦分析得十分透彻，"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
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保皇。'"（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同在北大执教的温源宁认为："他辫子的炫耀，很足以显露他整个人的性格。他为人刚愎，度着与人对抗的生活，众人所承认者，他则否认；众人所欢喜者，他则不欢喜；众人所承认者，他则藐视。与众不同，即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辫子，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相信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温源宁《辜鸿铭》）温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对此，辜氏自己的说法也许最具参考意义。"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林语堂《辜鸿铭》）
辜鸿铭虽行事怪诞，却有自己的原则。袁世凯时代，"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胡适《记辜鸿铭》）一位姓陈的来运动辜投他一票，辜说，别人票二百元一张，他的至少要五百元一张。对方还价三百，最后双方经讨价还价，以四百元成交。选举前一天，陈某把四百元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再三叮嘱辜氏第二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元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胡适《记辜鸿铭》）后来，那人赶到辜家大骂他无信义，辜拿起棍子，大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胡适《记辜鸿铭》）这是辜亲口对胡适讲的故事，可信度非常高，记在胡适的文章中，这件事一时传为笑谈。
辜鸿铭看不起那些政客，对他一度效忠的清室也颇有微词。"先生任气忤物，往往开罪于人。在鄂中庆祝万寿节时曾歌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这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以及忧国忧民的一面。
所以有人说："辜先生是一个时代的反抗者，并且是一个良心的反抗者，不论好坏，他一定要批评，宁可做社会的公敌，良心觉得不对的，就是骂，痛骂；他骂得也痛快！他不肯降服社会，人云亦云。他宁可做一个真小人，不肯做一个伪君子；要同社会对抗！"（震瀛《辜鸿铭先生之欧洲大战观》）连《清史稿》中《辜鸿铭传》亦说他："汤生好辩，善骂世；国变后，悲愤尤甚。"（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对洋人态度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也许因为在西方太久的缘故，对西方人的人性中的丑恶的一面了解越深，越鄙视那些妄自尊大的洋人，这一点也与那些崇洋者大相径庭。
泰戈尔访华时与辜鸿铭（右二）、徐志摩（左二）等人合影
在北大时期，他最看不惯那些自以为是的洋教授，甚至公开表示他的轻蔑。他"戴着一副大墨晶眼镜，宽袍大袖，昂然坐在沙发内，谁也不理睬。他对于外国教授，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分外不客气"。（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一次一位外国教授看到他一条小辫子，十分好奇，便好奇地向校役打听。辜问清他是教文学的，故意改用拉丁语与他谈话，对方马上接不下去，辜得意地说："你教西洋文学，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才知道此人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
林语堂还讲过一个故事："鸿铭好出人意外，向来看不起英人之傲慢。曾在北京真光电影院，前座有一外人，鸿铭出其不意，拿他手里的烟斗，向前面秃发一敲。外人不知所以，鸿铭只拿烟斗向他要火，外人忙乖乖地听命。"（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辜氏对洋人完全按洋人规则行事，毫无媚洋心态，虽在国人看来有些乖戾，但却深受洋人的尊重。"一次，辜氏在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他却卖票，并且卖得很贵。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他的门票则售二元，其受外人重视可见一斑。"（张起钧《文坛怪杰辜鸿铭》）鉴于辜氏的巨大名声，在北京大学时，北大请来的外国一流洋教授见到他都十分恭敬，远远地站着，而他走近了，看见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看到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好，看到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不好，把这些世界一流的洋教授一个个骂得心服口服。"在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替中国说话的文章，使欧洲人士大为惊奇。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就是对外国那些品行不好的少年，他也毫不客气。有一次，辜氏在上海乘电车，忽遇两个英俊的洋场少年，见他这样土相，西洋少年故意用英文讪笑他，辜听了十分恼火，立刻用极流利的英文骂了过来，两少年大吃一惊。洋少年改用法文，辜又用流利的法文把对方狠狠骂了一通。两人无地自容，狼狈而逃。
辜对洋人的反感，是有自己的原因的。"虽然辜鸿铭在苏格兰受过外国教育，有许多外国朋友，但他并不喜欢西方人。在革命之后，他更加不喜欢他们。因为他把革命归因于西方的影响。他憎恨把那种同中国精神相对立的民主理想介绍到中国。他写道：'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是从英国和美国输入中国的。它引起革命和现在民国这场恶梦。“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他还认为，如果不立即放弃这种暴乱崇拜，它“不仅会毁灭欧洲文明，而且会毁灭世界文明。”（庄士敦《废帝溥仪召见辜鸿铭》）
辜氏迷恋传统的中国文化，连旧文化中的糟粕也一并吸收进来，包括对纳妾、玩妓、小脚等等的癖好。"辜鸿铭虽是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但他为人怪诞，他不但力主保存我国的旧文化，甚至连辫子、小脚、姨太太等也在他的保存范围之列。而他之好辩善骂，尤为当时人把他列为金圣叹一流的人物。"（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在京城吃花酒，逛妓院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他却似乎把它当成了一件文人雅事。"辜先生有时亦逛八大胡同。认识一妓，名纫香者，貌不美而有风致，酒量极好。予在大森里识一吴人名小凤第者，每吃花酒，必请辜先生。先生常以小辫与群妓嬉戏，有时打茶围。至天亮始各归寓。"（贻《记辜鸿铭》）
辜氏对女人的喜爱有许多异于常人的怪癖，据说他有恋小脚癖，每以寻访三寸金莲为乐事，尤喜嗅小脚的臭味，据说每一嗅及，文思大发。对此他还有一番奇谈怪论："小脚女士，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惟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虚政。""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风味，差堪比拟。"（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先生在湖北时，寓所在大朝街。正夫人系中国产，为其续娶，貌仅中姿，而其裙下双钧，尖如玉笋，绰约婀娜，莲步珊珊，先生最宠爱之，二夫人日本籍。相传辜氏有嗜臭奇癖，每夜就寝时，照例必捧其夫人双翘大嗅一阵，方始就寝，否则不能安眠。先生且喜嫖，每夕必御女，女非小脚不乐，谓缠足妇人，为中国女性特有之美，又谓中国妇人小脚之臭味，较诸巴黎香水，其味尤醇，且谈时眉宇间含有莫大愉快之色。"（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辜氏既放浪形骸又十分守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学生男女同校上课的事。有一年，辜主讲北大英文课时，当时男女刚刚实行同学，他忽见座位中有女生，大异，有人告以是新招女生。他怀疑别人听不懂，当女生读给他听后，他仍以音不对把人赶出教室。下课，辜即找到蔡元培，说"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一时传为笑柄。（事见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辜氏性格中除了狂、怪，还有十分幽默的一面。
辜氏上课时，并不呆板，有时甚至还很幽默。"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震瀛在《补记辜鸿铭先生》一文中也曾有类似记载："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到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可见，辜鸿铭上课时并不刻板，还是比较生动的，深受学生欢迎。
辜氏的幽默更多地表现在他的日常言谈中。"有一次，鸿铭应外国友人的宴饮，来宾中只有他是华人，于是大家便推他坐首席。坐定后大家谈论中西文化，席间有人问他：'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答以：'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座，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竞争一番，俟胜败决定，然后坐定，才能动筷子了。'他这妙论一出，引得坐客捧腹不已。"（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最著名的幽默故事是他关于婚姻的茶壶理论。"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这个笑话流传如此之广，以至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时，她怕徐再与别的女人谈恋爱，便对徐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藉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的，牙刷不能公开用的！"（罗家伦）
虽然辜氏在朋友中大谈茶壶理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家中却十分惧内，"他平生很怕老婆，所以他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是他的幽默。"（震瀛《记辜鸿铭先生》）
辜氏幽默与讽刺还体现在他的文章中，比如："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能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Sir Robert Hart）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美至善。"（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关于辜氏的幽默，林语堂有独到的见解："实则辜鸿铭之幽默起源于其倔强之本性及其愤世嫉俗之见解。在举国趋新若鹜之时，彼则扬言尊礼；在民国时期，彼偏言尊君，偏留辫子；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时，彼力斥西洋文化之非，细读其文，似非无高深见解，或缺诚意，然其持之过甚，乃由愤嫉而来。"（林语堂《辜鸿铭》）
一九二四年十月，辜氏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干事萨摩雄次邀请到日本讲学。"先生出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讲授东洋文化及语言学，先生特异的风格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得青年学子的爱戴。"（萨摩雄次《追忆辜鸿铭先生》）
一九二七年秋，辜鸿铭自日本返回北京，担任张作霖顾问，不久被拟定为山东大学校长。可惜未能上任，即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病逝。
盖其一生，辜氏都是一个矛盾的人。温源宁的一段话概括得十分到位："一个背叛者，宣传君主主义；一个浪漫者，接受儒教作为人生哲学；一个专制的君主，却以佩奴隶的记号（辫子）为得意：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者，即是由于上述的矛盾。"（温源宁《辜鸿铭》）
辜氏外表的狂、怪只是一种表象，他的狂怪掩盖了他内心深刻的矛盾。对辜氏的评价，吴宓的话也许较为准确："盖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此实辜氏思想学说真正之渊源。故辜氏生平痛恨中国人（尤以留学生为甚）之吐弃旧学，蔑视国俗。而以感情所激，趋彼极端，遂至力主忠君，长戴辫发，自比遗老。而其晚年最崇拜日本，乐居彼邦，亦可藉此说明。盖皆热烈之爱国主义所酿成者也（吾国今日爱国之士应洞察此层，勿徒以顽旧讥斥辜氏）。"（吴宓《悼辜鸿铭先生》）
2010年4月3日
倾听—— 答谢《美人鱼 之四》一文所有的跟贴
穆文有一个很好的主意，可以节省很多企业开支。于是他就和公司的总裁谈，总裁表示支持。
又和副总谈，副总期期艾艾、模棱两可，让人听不出什么。
穆在这阵子，每天加班加点，查材料，游说。心理上，心情上，受尽了煎熬和折磨。从漫天飞雪到春暖花开，一个季节，穆每天都在兴奋、失望、挣扎和奋斗中。头发掉了不少，人瘦了一圈。
全公司都在谈穆的计划。终于，穆的老板出面了，说：“全公司都在谈你的事！”露出一幅不高兴的样子。至于穆谈了些什么，老板不了解，也无意去了解。
公司一如既往地平平静静地运作，就像什么也没发生。穆的努力就像一阵噪音。
这纯粹是一个人的战争。这场战争在穆心头兴起，引领着他经历了人间一劫，又在穆的痛苦中归于平静。对公司而言，就像在静湖中扔了一块石头，一个水泡以后，一切就像没发生一样。对穆而言，就像经历了一场运动，耗尽了他的体力。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战争。
公司的想法，或者说，公司根本就没有想法，穆不知道。
穆的想法，公司也不知道。
穆很痛苦。
其二
去年的冬天，有一盆很大的千头菊。
冬天了，穆把千头菊从院子里移到家了。有一边枯萎了。穆小心地剪掉枯萎的一边，浇了一些水。
又过了几天，有一边枯萎了，穆又小心地剪掉枯萎的一边，浇了一些水。
穆把花盆了的土倒掉时才发现，花盆里，土的水分过饱和了。才知道，千头菊是淹死了。
花儿在水中挣扎，穆不知道。
穆在小心谨慎中浇灌，在深切关怀中痛惜，花儿也不知道。
穆很痛苦。
其三
从花店里买来了一盆仙人掌。红艳艳的一幅讨人喜爱的样子。
老孙说，仙人掌是旱地植物，不要多浇水。
穆于是极小心地浇灌仙人掌。仙人掌总是红艳艳地。总是不见长大。
有一天，穆好奇地摸了摸仙人掌的叶子，觉得有些不对劲。仔细一看，那仙人掌已经风干透了。
仙人掌还是红艳艳地。
花儿在火中煎熬，穆不知道。
穆在小心谨慎中浇灌，在深切关怀中痛惜，花儿也不知道。
穆很痛苦。
所有的痛苦都来之于执着。
人因思想而多苦难，还是因苦难而多思想，这或许永远是个谜。
“舍利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皆复如是。”
听，默默地倾听，听各位的脉动和心音，祝福各位。
2010年4月1日
美人鱼 之四 （十八以下禁入）
挥手是有过作家梦的。这几年读过许多他的作品，无论是底功、行文还是构思，多有过人之处。挥手当年在走廊时，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许。上次走廊斑竹下野，我们就在茶轩待下来了。人处久了，自然有了些感情，此乃天性，非我独专。
挥手的文章对已故领袖的调侃在有些人看来有些过分，我也是慢慢的适应过来的。中国走向平等就必须打破这一禁忌。有向领导人扔鸡蛋的勇气。公众人物就是受人监督、受人骂的，因为纳税人养活了他们。
挥手在这一点上，颇有些美国精神。记得刚到美国来时，夜里无聊，守着电视，看《午夜脱口秀》。那时还是伊拉克战争刚开始时，战争受到许多人反对。脱口秀的主持人，开始拿布什涮羊肉。说布什发泄性欲，以至于精竭，然后痉挛不止。伴随着观众的哈哈大笑，主持人挥舞着纸做的布什，模仿得惟妙惟肖。我当时看了有些不习惯。
美国的公众人物在电视上可以作为大家插科打诨的笑料，而个人的尊严却受到保护。这不是说在美国没有出口伤人的现象，而是美国的人文环境承认个人的尊严。在公司里，每年都有企业法规定的职业操行教育。如果有人言语不当，很可能被告到人事部门，更不要说出口伤人了。上文说到的生殖器事件，就很可能是被人告了。
如果说话不得体，被告到了人事部门，就看你的造化了。如果没有几个哥们护着你，绝没有你的好果子吃。在美国，私有财产和个人的隐私受到保护，在我的地盘上，只有上帝和飞鸟可以通过。
政治观点在美国是很私人的一部分，在公司里，大家通常不会谈起。而美国人的自由与开放举世瞩目。且不说黑色幽默在美国有很大的市场，开放的生活在美国社会常被作为一种激情的自然表达。
记得有这样一个黑色幽默：经理在桌子底下和女雇员练“俯卧撑”。一侍者站在桌子边，毕恭毕敬地问道：“先生，您需要帮助吗？(Sir, may I help you...）”这幅漫画讽刺美国社会的麻木不仁，真的好逗。
那一年的春天，天气乍暖还寒，我们到北卡罗兰那探亲。迎春的花儿，刚刚抽条，一品清新的鸭黄映照着天地的灿烂。不怕冷的野花，硬生生地挤破冻土，向世间展示勃勃的生机。北卡罗兰那大学刚刚一场球赛，激动的女生们的拉拉队受春的信息感召，赤裸上体，到街道上游行。
在中国时，我们通常看到上身裸体或者只穿内衣上街的男人。在美国，穿内衣、内裤上街却是女子的特权。
北美的冬天通常很长。在这样漫长的冬天里，且不说足以让许多的人患上忧郁症，缺乏阳光让许多人患有骨质疏松症。冰雪的消融和春日的阳光就变得弥足的珍贵。
有一副棕红的皮肤在美国是美丽的象征。这让我们这些皮肤黑的中国人有一种自来的时髦。黄中透黑的皮肤，很像自然的阳光浴。即使在冬季，这种阳光浴也不会褪色。中国人通常以白为美。到了美国那些白皮肤的中国人就没有什么优势了。棕色的印度人皮肤上有一层永远洗不净的灰尘。白人的皮肤在漫长的冬季，蜕变成粉红的颜色，象昆虫幼虫的肤色。
又一次公司了有色人种集会，有几个白人参加了进来。有人认识他们，就喊：“咳，麦克尔，你不是有色人种。”
那位被称作麦克尔的白人就回应道：“你们这是种族歧视。我也是有色人种。”麦克尔扬扬他的手腕：“我是粉红色人。”赢得大家大笑不止。
埃雷克是一个精壮的北方汉子，那种能引起女子怀念不已的中年人。他的家在北部的威士康辛，一个典型的农场主的儿子。大气豪爽，食量大如牛。我有一次同他一起吃饭很惊奇地看着他把一大堆牛肉、汉姆和土豆条填到肚子里。埃雷克精力旺盛，和许多年轻的女子眉来眼去。日子久了，他们常聚集在一起，有时拉我做电灯泡。
我常看到埃雷克深情地望着远去的魅力女郎。用一只手支着下巴，一幅睡意朦胧的神态。就是那女子迎面走来，埃雷克也是凝视着她们，而那些女子们在埃雷克的凝视中，往往会回报一灿若桃花的微笑。
埃雷克已婚，有三条狗，没有儿女。他来只一个传统的家庭，家庭聚会要预定一个公园，家族有一百多人，认识的和永远不认识的。
埃雷克让我想起研究生时期的一个同学君。君是一个壮实东北汉子，整天嚷嚷着减肥。就去草场玩命地踢足球。累得满身臭汗，就到水房很响地冲凉。然后，到食堂里买两份猪蹄膀，大口地吃下。这家伙就是很讨女人爱。记得当时有个低年级的女生，到处攻击她，说他如何如何下流。以至于后来株连到我们宿舍所有的人。君对女人很有经验，他说看我怎么收拾她。
那时年轻的我们经常在操场上进场举行篝火晚会。旋转的彩灯伴随着迪士科的节奏把夜晚照的通明，到处漾溢着青春的躁动。那时六四的前一年，我们面临着毕业，有许多空余的时间。君绅士般地请那位女士跳舞。在一个舞曲停下来时，君把满是胡须的嘴，像那位女士的嘴压下去——一个长长的窒息的吻。那女子在一阵挣扎后，抱着君的脖子，号啕大哭。
舞曲停了。操场一片寂静。君和那个女子成了“舞台的中心”。伴随着那女子的哭声，操场上响起了雷鸣的响声。那个场景在我脑海了，成了永远的定格——异样的爱情表达，浪漫的情感交流、积累、暴发。爱情有是如洪水，我们是那样的不由自主。当她到来时，我们自己有时也搞不明白。我们全宿舍所受的攻击，竟然是对他们伟大爱情的奉献。
“爱是什么，说也说不明白。
青春的躁动，
是生命的节拍。
爱就爱了，管她青红皂白。
古老的故事，
从过去到未来。
过去——到——未来。”
美国的女子很会展示她们青春的魅力。夏日里，当男子们在海洋、湖泊里和鱼儿搏斗时，大街小巷就窜动着她们的身影。如果你开着一辆跑车，在城市的街道飘过。时时都有笑脸相迎的美丽女郎。
又一次我驱车路过湖城（Lake City），进加油站买了一瓶啤酒。美国有些州在礼拜天酒店是不能卖酒的，加油站却可以。我站进了汽车，一个女子的硕大乳房在汽车的窗户上压成平面。我的窗玻璃一瞬间就被女子身上的肥皂泡糊住了。我抬头望见了女孩的脸。一群咯咯笑着的女子围住了我的汽车。她们是擦车女郎。不远处的一个花花绿绿的牌子上写着：“擦车十元”。
“五元。”车窗上的女子伸出一个满掌。我摇开了车窗，伸手与那女子对拍了一下。“啪”的一声以后，那些身着泳装、身材美丽的女子们就抄起了家伙。很快，我就在肥皂泡的包围下，失去了欣赏美女的机会。
这击掌的意思我是知道的。我在肥皂泡中有些沮丧——没机会看太多西洋景，来满足一个成年男子的罪恶念头。很快擦完了，我给了她们十元钱。那个领头的女子向我做了个飞吻：“欢迎再来！”
“永远不再！”我挥手而去，不带走天边一丝云彩。湖城是美国水上滑板运动，地处密西西比河最辽阔的一段。洁白的帆船在蔚蓝的湖水中，清新如画。海鸥在船的桅杆中低翔，欢歌笑语在清风中浅唱。
来之异性的关怀总是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即使是路上的野花，也可以留下记忆的温馨。动物世界里有过这样一个镜头——一个猴王在激战打败对手后，遍体鳞伤。一个母性张开四肢，呼唤着猴王的拥抱，随着情节的深入，评论员是一位女性，嘴里不断地说着：“天哪，天哪！没羞没臊，没羞没臊。”
德克萨斯的州长有过一个奇谈怪论——女子在遭受强奸时，要放松心里去享受它，这样可以减少心理的伤害。这种言论是我在一次职业培训时听到的。是真是假，无从可考，权作一笑。美国人被强奸的感受和中国人大不相同。中国人在哭诉时，通常是感到屈辱——真丢人啊，羞死人啦。美国姑娘在哭诉时，是这样说的：“我已经是一个被用过的女人了，被那样不珍惜地用过（I feel I am used. I am so used）。”
在美国保护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伤害别人则是罪恶。在家里，你如果过分地责怪了孩子，孩子会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爸爸（Dady, you hurt my feeling)。”中国家长和美国的家长会有绝然不同的反应。
我身边的一个家长是这样说的：“活该。”板着脸，作严肃状。孩子委屈地走了。“You hurt my feeling。”那位家长撇着嘴向我重复了一遍，恨恨地说：“假洋鬼子。”
美国家长则不同，会说：“宝贝，你知道我和妈妈永远地爱你（You know, mom and I always love you）。”然后，还会给孩子一个拥抱。
我深深地觉得今天社会中的暴力倾向与我们家庭教育、家庭环境中的暴力倾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在处理日常生活问题时，就没有想到非暴力的形式。粗暴的处理方式所引起的破坏和激化足以诋毁任何善意的初宗。在认识到这一点时，我已经染上了所有的粗暴和盛怒的恶习。但愿我们的后代不会像我们这代人一样。他们应当自尊和尊重别人。自尊决不是虚伪，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一个不尊重别人的人一定不是一个自尊的人。
那些偏爱着中国的人们一定是觉得我在说中国人的坏话了。他们爱着中国的每一个疖子和病疮，这让我很是怀疑他们对未来中国的情谊。我对中国的了解，就是基于对我自身的了解。我相信美国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发展经验会对我的祖国和族人有所帮助。
美国人也有许多矛盾和问题。约翰是一个很好的雇员，家庭却是一塌糊涂。约翰的同居女友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个儿子对约翰充满敌意。几次想杀掉他。后来通过社会组织，彻底解除了养父子关系。
女儿因为搬家，离开了原来的学校。远离了朋友，一时间有一些孤独。约翰没有给孩子帮助和安慰，而是找了心理医生，诊断出孩子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美国在三十年代发生过一件事，一个母亲，丢了儿子。后来，找到了一个象她儿子的孩子。那个负责找人的机构，硬是让那位可怜的母亲认儿子。那母亲不认，就被监禁，被送精神病院，被强迫吃药。后来，这件事被一家报纸揭露了。全体人员被政府解雇。
美国的许多法案都是从新闻界开始，达成全社会的共识。无数的记者、新闻工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以致于生命。他们是无冕之王，真正的英雄。美国从三十年代到今天，决不是等来的，其间经历了艰苦的决斗。我和埃雷克谈到了美国妇女的解放。埃雷克说，那是四、五十年代妇女解放的后遗症。又说：“没有那次思想的解放，就没有美国的今天。你和我也不会在一个公司里工作。”
我之所以不知羞耻地表白，是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对我的努力充满了敌意。我希望我片刻的崇高可以缓解一下我们中的一些人对我所作的卑鄙事的仇恨——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能力去看到事情的全部。那我们只能依赖于多方面的一知半解的线索。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好处。
我不寄希望于那个国家。我所作的努力是为了我们，为了我的孩子。在对待恶势力这一点上，美国人是以保护自己为前提的。在州里的年会上，我多次地执行过巡逻任务。参加过新手培训工作。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或者亲朋成为英雄，却希望他们快乐、幸福地活着。最求幸福不单单是他们的权利，而且正是他们应当作的事。我不相信英雄可以取代警察。我不相信，当英雄取代警察时，会是一个更安定的社会，而不是战乱。那种“横的怕不要命的”社会是很可怕的。
维护社会治安是警察的义务，因为我们——纳税人雇用了他们。目的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平民不应当承担警察的责任。平民不但没有能力、没有训练，还可能导致更大的犯罪。平民犯了罪，不会因为助人而得到赦免。这是一个普法教育问题。任何人都应当对危难中的人进行救助。
所有的条例都是这样规定的：绝对不要与歹徒直接冲突，要在自己安全之后，尽快地与警察联系（９１１）。美国当地人也是这样做的。每次有可疑的人到达我们社区，警察总是及时赶到和处理。有一次我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总是说：“向纳税人提供服务，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向他们呐喊：“是人民养活了你们。”[沙滩女图/呆霸王]
（欢迎批评，可以是严厉的批评，谢绝谩骂和侮辱性语言）
2010年3月30日
“三季人”的故事
“三季人”的故事 2010-03-30 00:16:50
昨晚在《百家讲坛》听曾仕强教授讲《易经》与八卦，听到一个“三季人”的故事，有趣。
有一天，孔子的一个学生正在门外扫地，忽然走过来一个浑身绿装的人，只见那人冲着自己就过来了，刚一靠近就问他：你是孔子的弟子吧？
他回答道：是呀，你有什么事？那人接着说：请问一年有几个季节？孔子的弟子莫名其妙的看了一下那人，说：当然是四个季节了。那人很不理解的反问：明明是三个季节，你怎么能说是四个呢？于是两个人就为此争论了起来……
争来争去，也没争出个什么结果，于是那人提出：不然我们打个赌吧。
孔子的弟子说，赌就赌，那你说赌什么？
那人说：假如确定一年是四个季节，我给你磕三个响头，假如确定一年是三个季节，你给我磕三个响头，你看怎么样？
孔子弟子，没有犹豫，立刻就答应他了。
于是二人便一起去找孔子理论。
见到了孔子，二人就把事情的原委一一的向孔子道来，那人非常诚恳的和孔子说：就是这么个事，您是老师，您给凭个理，到底一年有四个季节还是三个季节？
孔子看了一下那人，转过身对弟子说：一年确实是三个季节。
那人，马上就开始跟孔子弟子理论：我说一年只有三个季节吧，让你不信，现在好了，赶紧给我磕三个响头吧。
孔子的弟子看了眼老师，无奈的给那人磕了三个响头……见孔子弟子磕完头，那人也就开心的走了。
孔子的弟子见那人走了，便回身问师傅，一年明明是四个季节，老师您怎么也说是三个呢？
孔子笑了笑，对其弟子讲：
您没看到那人，浑身是绿色吗？其实他是一只蚂蚱，春天生，秋天死，根本活不到冬天，你说他怎么能知道一年当中除了他所经历的三季外，还有一个冬季呢？这样你跟他又能争论出个什么结果呢？
孔子弟子顿时有所悟！
昨晚在《百家讲坛》听曾仕强教授讲《易经》与八卦，听到一个“三季人”的故事，有趣。
有一天，孔子的一个学生正在门外扫地，忽然走过来一个浑身绿装的人，只见那人冲着自己就过来了，刚一靠近就问他：你是孔子的弟子吧？
他回答道：是呀，你有什么事？那人接着说：请问一年有几个季节？孔子的弟子莫名其妙的看了一下那人，说：当然是四个季节了。那人很不理解的反问：明明是三个季节，你怎么能说是四个呢？于是两个人就为此争论了起来……
争来争去，也没争出个什么结果，于是那人提出：不然我们打个赌吧。
孔子的弟子说，赌就赌，那你说赌什么？
那人说：假如确定一年是四个季节，我给你磕三个响头，假如确定一年是三个季节，你给我磕三个响头，你看怎么样？
孔子弟子，没有犹豫，立刻就答应他了。
于是二人便一起去找孔子理论。
见到了孔子，二人就把事情的原委一一的向孔子道来，那人非常诚恳的和孔子说：就是这么个事，您是老师，您给凭个理，到底一年有四个季节还是三个季节？
孔子看了一下那人，转过身对弟子说：一年确实是三个季节。
那人，马上就开始跟孔子弟子理论：我说一年只有三个季节吧，让你不信，现在好了，赶紧给我磕三个响头吧。
孔子的弟子看了眼老师，无奈的给那人磕了三个响头……见孔子弟子磕完头，那人也就开心的走了。
孔子的弟子见那人走了，便回身问师傅，一年明明是四个季节，老师您怎么也说是三个呢？
孔子笑了笑，对其弟子讲：
您没看到那人，浑身是绿色吗？其实他是一只蚂蚱，春天生，秋天死，根本活不到冬天，你说他怎么能知道一年当中除了他所经历的三季外，还有一个冬季呢？这样你跟他又能争论出个什么结果呢？
孔子弟子顿时有所悟！
2010年3月27日
美人鱼 之三
聚会继续进行着，话题像六月的天气，阴晴不定。苏巴西曾说过，聊天最安全的话题是天气和政治。前苏联和朝鲜人可以滔滔不绝地谈政治，中国人通常对政治的话题讳忌莫深。在言论自由的国家里，人们对政治的话题轻描淡写。如果了解美国历史，就不会让这种轻描淡写掩盖了曾经的惨烈。
美国在三十年代，有的银行贷款利息大于客户每月付款，并且不允许客户多付款。不法商人在食品中加入化工材料来掩盖臭味和变质。那时的情形很和中国的今天有些相似。
这些问题都在后来通过议会斗争和法律得到了解决，也有些上升到了武装冲突。议会的演讲一向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正像宋美玲对国会的演讲争取了美国对中国战区的支持，今天议会斗争仍解决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赖雷是美国土著的后代，他的祖父曾受到美国总统的大赦。那是一次印第安人的暴动。这种武装冲突一直延续到了七十年代。
如今的美国各项事物都在法律和法规的束缚下。这些法律和法规规范着这里每一个人的行为。就拿钓鱼来说，允许有几条钓竿，可以掉几条鱼，多大的鱼可以钓，多大的鱼不可以钓，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我在中国的家滨邻着一片美丽的海洋。在我少年的时候，捕鱼时不允许的。那时，海是蓝的，鱼翔浅底，渔歌互答。改革开放后，几年的功夫，那一片海洋就成了“死海”——鱼卵都让“海癞子”从沙子里淘出来了。那一片生生不息的海洋顷刻间变成了荒芜。美国这些深入人心的法律法规，就是这个国家的财富。
戈兰特在桌子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坐着，饶有兴趣地倾听着人们趣味盎然的谈话。戈兰特五十几岁，敦壮厚实的身板述说着他蓝领的经历。他是为数不多的能把、或者试图把现象和本质说清楚的人。
年轻的时候戈兰特曾经是一个钢铁工人。有幸看到戈兰特年轻时照片的人大都会感到十分地惊奇。照片上的戈兰特留着大胡子，挎着枪目光炯然地和一群精壮的年轻人站在一起，似乎代表了美国那个时代的朝气。照戈兰特自己的说法，他曾经是美国的“粪青”。这不是真正奇妙的地方。真正奇妙的是时光如何能把一个愤世嫉俗的年轻人变成一个少言寡语、埋头苦干的慈祥老者。思想和性情的不断的变化是对“一个人还活着”的最好注解。
戈兰特特别推崇里根的经济政策。他说，里根“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的经济政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彻底改变了美国社会的走向。虽然最近的信贷危机与那些经济政策不无关系，但大多数美国人自信会走出低谷。美国很难会有结构性的崩溃。
戈兰特的父亲是一退伍军人和鹰派的社会活动家。在戈兰特的地下室里有二十五支来复枪和足够的子弹。来美国后，我到过许多律师和高收入的家庭。在这些家庭里，许多收藏着大量的枪支。这改变了我对枪支的看法。我和戈兰特谈过这个问题。他说关键的时候，一只枪在手，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
戈兰特的家庭里成年人必须经过射击的训练。他们对枪支的使用和管理富有经验。现在的美国，死于枪击的不再是街头械斗，而是使用不当。我不是很了解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但有一件事让我忍俊不已。据说不是很少的人在清洗枪支时把枪口对着自己，不慎走火，打死打伤自己。
戈兰特坚定地支持私人拥有枪支。可他自己并没有用枪干过什么大事情。唯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一次发生在邻居家的夜袭。有几个黑人在午夜，试图闯进戈兰特的邻居。看到后，戈兰特开了街灯，摁响了汽车的喇叭，爬上了顶楼，持枪瞄准了那些贼。那些贼最终被警察带走了。
另一次微不足道的事件发生在一年的夏天，戈兰特后院的花园遭到了野兔的严重破坏。戈兰特“处决”了他们。我深刻地记住了他说“处决”这两个词时的表情，他微笑着，手用力地一挥。不只是我一个人对戈兰特使用“处决”这两个词有兴趣。自此以后，这两个词在许多的场合被不断地引用，然后大家会心地一笑。似乎成为了戈兰特的语言标志。
六十年代出生的美国人对美国独立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大多数的美国人并没有因美国独立战争分成两派。他们对战争中每一个死者都很感恩——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和平。在二战时期，几乎是每一个家庭都以不同的形式参加了战争。
六十岁的同事中不乏二战时期的老兵，他们对朝鲜战争中的中国军队至今心有余悸。斯蒂文是这样评价中国军人的：“他们不顾一次地攻击，似乎丧失了自我保护的意识。他们常使用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攻击方式。”我想，在这里他指的是肉搏。在美国军人看来，中国军人的舍命是不可理解的。
有一次戈兰特拿了许多的日本食品，让我把上面的标签翻成英文。那些食品是一个日本姑娘赠送给他的。戈兰特似乎参加了一个国际交流计划，曾多次有人寄宿在他们家。公司有许多人是这样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谋生在美国是很私人的事。没有人认为服务于其他的国家有什么不妥。相反地，他们认为增加国际交流对国家很有利。
戈兰特的家庭与亚洲有着不可分割的感情。这起源于他们家曾经多男少女的现象。因为这个原因，戈兰特夫妇收养了一个朝鲜的女孩。这个女孩子一年前大学毕业，学的是心理学。她最近结婚了。在我们这个州，婚礼的最低花费也有二万多美元。戈兰特有两个男孩。这两个男孩的未婚妻都是亚洲人。
可以看出二十年前收养的这个女孩是怎样地永久性改变了这个家庭的结构。还可看出，这个家庭对那个女孩子是多么的喜爱。这些变化大概对戈兰特个性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戈兰特以其朴实、憨厚的作风受到公司普遍的欢迎。戈兰特不是技术最好的一个。但他在公司的经历清楚地说明，性格决定命运，做人比做事个重要。
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收养了来个各个国家的孤儿。我在一个中国舞蹈班上看到了许多中国女孩在她们的养父母的带领下，学习中国文化。和戈兰特一样，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了解她们的根。
把美国形容成比萨饼一点也不过分。这里的饮食和他们的血统一样，五花八门。多种资源乱七八糟、奇妙地组合在一起。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与那些血统单一的国家也有本质的不同。他们对民族观念的淡化与其说是一种思想观念地成熟，不如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美国以其多民族的独特成就了今天的辉煌和安定，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是一种无形的财富，似乎可以缓冲来之各方面的压力而处乱不惊。这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美国之所以在意识形态上引领世界，是因为美国文化本身就是世界各地文化最充分的混合。
有人评论说：“如果允许中国人持有枪械，国家要成立专门的机构在大街上清除无名死体。”我相信这话是正确的，不是无稽之谈。我相信在美国历史上实实在在地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我宁愿相信美国的西部片是艺术化了的现实，而不是纯粹的幻想。当法律和尊严受到践踏时，武器是唯一的选择。枪杆子里面出尊严。美国的现有制度决不是来之于美国政府的高尚。不得不说美国社会很成熟，这种成熟是曾经惨烈冲突的结果。
二百年前，美洲这片土地上到处出没的是强盗，而我们中国已经是受了几千年驯化的一群人。在这二百年间美国天天都在变。变化是生命最好的注解，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人类就是因为具有了学习和变化的能力，而主宰了世界。人类也在变化中学会主宰自己。我们的老祖宗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一部《易经》堪称天下之最。变化来之于冲突，不仅仅是暴力，还有以柔克刚和潜移默化。
埃雷克饶有兴趣地看着一个年轻的女性。这位美丽的女孩穿着超短裙，薄与蝉翼的上衣的乳房部位露出两个黑豆，显然是没有带乳罩。那女孩走后，埃雷克有些目光呆滞，还在白日梦中。卡欧用手在埃雷克面前晃了晃，把埃雷克的灵魂找了回来。话题又转向了女人。
人事部门调查这事时，结论却出奇的对这位日本人有利。大部分女性对其持欢迎的态度。其中一位对人事部门说：“我们缺乏性骚扰。”大家哈哈一笑，也就不了了之。
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很是耐人寻味。设想一下如果不是那个日本人而是其他的什么人做了这样一件事会是怎样。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孤立来看，表面上相同的事，因天时、因地利、因人和，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也可以给人留下完全不同的印象。这小子明明在玩火，会玩火的也有烧着自己的那一天。
美国在三十年代，有的银行贷款利息大于客户每月付款，并且不允许客户多付款。不法商人在食品中加入化工材料来掩盖臭味和变质。那时的情形很和中国的今天有些相似。
这些问题都在后来通过议会斗争和法律得到了解决，也有些上升到了武装冲突。议会的演讲一向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正像宋美玲对国会的演讲争取了美国对中国战区的支持，今天议会斗争仍解决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赖雷是美国土著的后代，他的祖父曾受到美国总统的大赦。那是一次印第安人的暴动。这种武装冲突一直延续到了七十年代。
如今的美国各项事物都在法律和法规的束缚下。这些法律和法规规范着这里每一个人的行为。就拿钓鱼来说，允许有几条钓竿，可以掉几条鱼，多大的鱼可以钓，多大的鱼不可以钓，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我在中国的家滨邻着一片美丽的海洋。在我少年的时候，捕鱼时不允许的。那时，海是蓝的，鱼翔浅底，渔歌互答。改革开放后，几年的功夫，那一片海洋就成了“死海”——鱼卵都让“海癞子”从沙子里淘出来了。那一片生生不息的海洋顷刻间变成了荒芜。美国这些深入人心的法律法规，就是这个国家的财富。
戈兰特在桌子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坐着，饶有兴趣地倾听着人们趣味盎然的谈话。戈兰特五十几岁，敦壮厚实的身板述说着他蓝领的经历。他是为数不多的能把、或者试图把现象和本质说清楚的人。
年轻的时候戈兰特曾经是一个钢铁工人。有幸看到戈兰特年轻时照片的人大都会感到十分地惊奇。照片上的戈兰特留着大胡子，挎着枪目光炯然地和一群精壮的年轻人站在一起，似乎代表了美国那个时代的朝气。照戈兰特自己的说法，他曾经是美国的“粪青”。这不是真正奇妙的地方。真正奇妙的是时光如何能把一个愤世嫉俗的年轻人变成一个少言寡语、埋头苦干的慈祥老者。思想和性情的不断的变化是对“一个人还活着”的最好注解。
戈兰特特别推崇里根的经济政策。他说，里根“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的经济政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彻底改变了美国社会的走向。虽然最近的信贷危机与那些经济政策不无关系，但大多数美国人自信会走出低谷。美国很难会有结构性的崩溃。
戈兰特的父亲是一退伍军人和鹰派的社会活动家。在戈兰特的地下室里有二十五支来复枪和足够的子弹。来美国后，我到过许多律师和高收入的家庭。在这些家庭里，许多收藏着大量的枪支。这改变了我对枪支的看法。我和戈兰特谈过这个问题。他说关键的时候，一只枪在手，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
戈兰特的家庭里成年人必须经过射击的训练。他们对枪支的使用和管理富有经验。现在的美国，死于枪击的不再是街头械斗，而是使用不当。我不是很了解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但有一件事让我忍俊不已。据说不是很少的人在清洗枪支时把枪口对着自己，不慎走火，打死打伤自己。
另一次微不足道的事件发生在一年的夏天，戈兰特后院的花园遭到了野兔的严重破坏。戈兰特“处决”了他们。我深刻地记住了他说“处决”这两个词时的表情，他微笑着，手用力地一挥。不只是我一个人对戈兰特使用“处决”这两个词有兴趣。自此以后，这两个词在许多的场合被不断地引用，然后大家会心地一笑。似乎成为了戈兰特的语言标志。
六十年代出生的美国人对美国独立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大多数的美国人并没有因美国独立战争分成两派。他们对战争中每一个死者都很感恩——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和平。在二战时期，几乎是每一个家庭都以不同的形式参加了战争。
六十岁的同事中不乏二战时期的老兵，他们对朝鲜战争中的中国军队至今心有余悸。斯蒂文是这样评价中国军人的：“他们不顾一次地攻击，似乎丧失了自我保护的意识。他们常使用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攻击方式。”我想，在这里他指的是肉搏。在美国军人看来，中国军人的舍命是不可理解的。
有一次戈兰特拿了许多的日本食品，让我把上面的标签翻成英文。那些食品是一个日本姑娘赠送给他的。戈兰特似乎参加了一个国际交流计划，曾多次有人寄宿在他们家。公司有许多人是这样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谋生在美国是很私人的事。没有人认为服务于其他的国家有什么不妥。相反地，他们认为增加国际交流对国家很有利。
戈兰特的家庭与亚洲有着不可分割的感情。这起源于他们家曾经多男少女的现象。因为这个原因，戈兰特夫妇收养了一个朝鲜的女孩。这个女孩子一年前大学毕业，学的是心理学。她最近结婚了。在我们这个州，婚礼的最低花费也有二万多美元。戈兰特有两个男孩。这两个男孩的未婚妻都是亚洲人。
可以看出二十年前收养的这个女孩是怎样地永久性改变了这个家庭的结构。还可看出，这个家庭对那个女孩子是多么的喜爱。这些变化大概对戈兰特个性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戈兰特以其朴实、憨厚的作风受到公司普遍的欢迎。戈兰特不是技术最好的一个。但他在公司的经历清楚地说明，性格决定命运，做人比做事个重要。
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收养了来个各个国家的孤儿。我在一个中国舞蹈班上看到了许多中国女孩在她们的养父母的带领下，学习中国文化。和戈兰特一样，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了解她们的根。
把美国形容成比萨饼一点也不过分。这里的饮食和他们的血统一样，五花八门。多种资源乱七八糟、奇妙地组合在一起。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与那些血统单一的国家也有本质的不同。他们对民族观念的淡化与其说是一种思想观念地成熟，不如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美国以其多民族的独特成就了今天的辉煌和安定，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是一种无形的财富，似乎可以缓冲来之各方面的压力而处乱不惊。这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美国之所以在意识形态上引领世界，是因为美国文化本身就是世界各地文化最充分的混合。
有人评论说：“如果允许中国人持有枪械，国家要成立专门的机构在大街上清除无名死体。”我相信这话是正确的，不是无稽之谈。我相信在美国历史上实实在在地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我宁愿相信美国的西部片是艺术化了的现实，而不是纯粹的幻想。当法律和尊严受到践踏时，武器是唯一的选择。枪杆子里面出尊严。美国的现有制度决不是来之于美国政府的高尚。不得不说美国社会很成熟，这种成熟是曾经惨烈冲突的结果。
二百年前，美洲这片土地上到处出没的是强盗，而我们中国已经是受了几千年驯化的一群人。在这二百年间美国天天都在变。变化是生命最好的注解，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人类就是因为具有了学习和变化的能力，而主宰了世界。人类也在变化中学会主宰自己。我们的老祖宗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一部《易经》堪称天下之最。变化来之于冲突，不仅仅是暴力，还有以柔克刚和潜移默化。
埃雷克饶有兴趣地看着一个年轻的女性。这位美丽的女孩穿着超短裙，薄与蝉翼的上衣的乳房部位露出两个黑豆，显然是没有带乳罩。那女孩走后，埃雷克有些目光呆滞，还在白日梦中。卡欧用手在埃雷克面前晃了晃，把埃雷克的灵魂找了回来。话题又转向了女人。
公司里性趣最浓的是日本人。我们组的日本人小山内曾经在组里年轻人中间用手机传递男性生殖器的照片。这人在美国出生、美国长大。小山内对女人有着不加掩饰兴趣。虽然年轻的人们在不经意中谈起他们参加过的《单身汉俱乐部》，谈到过因单身汉俱乐部而怀孕的尴尬，但这位日本人不时地对女人太近乎终于引起了人事部门的注意。
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很是耐人寻味。设想一下如果不是那个日本人而是其他的什么人做了这样一件事会是怎样。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孤立来看，表面上相同的事，因天时、因地利、因人和，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也可以给人留下完全不同的印象。这小子明明在玩火，会玩火的也有烧着自己的那一天。
2010年3月19日
美人鱼 之二
当我和格鲁戈回到酒桌时，巧逢以前的经理来聚会，看见我和格鲁戈，亲热得不得了。一把就把我们两人拦在怀里，又是拍后背，又是贴脸。
前经理是马拉松爱好者，年轻时在一次马拉松比赛中得过很好的名次。据说在苏比列湖畔有一个老奶奶宾馆 (Grandma Hotel)，一面墙就是一幅她的巨幅照片。有几位上了年纪的同事恭维她曾经是一个美人儿。
时间真是不饶人，现在这位昔日黄花真的称不上美人了。虽然从背影上看去风韵犹存，依然是风吹杨柳，引人遐思，脸上厚厚的皱纹，就像鳄鱼的皮。她在公司三十年了，很在意做一些花里胡哨的文章，职位一直上升。那些老一代的工程师私下称她“社交蝴蝶 (social butterfly)”。这只老蝴蝶和我们酒桌的人亲热了一番后，从侍者那里拿了一杯葡萄酒，就轻轻地飘到了副总的桌席。一手举着酒杯，一手摊开，很放松地靠在了副总的身边。副总的脸上马上堆满了笑容。
老蝴蝶一个人在的时候，总是露出一副和年龄很不相称的老态，不知是工作过度，还是纵欲过度的结果。
飞利浦是公司的老职员，他的妻子是印第安人，了解很多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和美国对印第安人的不公平政策。评价到公司的上层，他说：“你千万要不指望这些人公平，他们既没有技术，又没有人品。”其实世界上的人，本质上是一样的。公平是建立在力量抗衡的基础上的。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穷人也好，富人也好，人的最大差别就是思想的差别 (Mind Set)。不是某个人伟大，也不会有某个人发善心。印第安人象美国的黑人一样，也有过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以至于和政府之间殊死的搏斗。才有今天看似倾斜的政策。
飞利浦也有很多故事，他很好吃。但因为生在美国，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自然对食物的鉴赏也有限，只能算上一个“广食家”，不能算“美食家”。说起吃的，生在中国是一种福气。食品是我们的祖先遗留给世界的最伟大遗产。只是这一点，就足以引以自豪。
格鲁戈还在旁若无人地谈他的冰钓经历。格鲁戈常年在水上，即使是冬天也不例外。他拥有一个移动板房，里面有床和冰箱，四个人住在里面并不拥挤，比二战时海军士兵的卧室宽敞的多了。房中的一间有一个洞接着湖面，他们就在那一间钓鱼，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在湖上开冰洞使用电钻，大功率的钻一分钟就可以钻一个洞。湖上的冰极厚，可以跑卡车。
冬天冰上是格鲁戈们的乐园。孩子和大人聚集在一起，开着卡车，周末就到冰屋里去了。打开移动板房的取暖器，就是一个家。通常是成箱的啤酒拉到板房里，大家尽情地聊天，饮酒。
孩子们在板房的床上嬉闹着，一阵枕头大战，打得满地鸭毛，大家谁也不介意，只是哈哈大笑。哥哥把妹妹倒悬放在床边，妹妹的头发即刻就像拖把一样垂到了地上。身上的衣服也倒着翻卷下来，露出了肚脐眼——这是格鲁戈的一幅照片。
格鲁戈有一个数码相机，因此就有了很多湖光山色的照片。夏日的大部分时间里，格鲁戈都是在湖上度过的。夜里清风拂面，树影婆娑，几个朋友在游艇上，任凭思绪随脚下的湖水流淌不息。真是值得回忆的事情。
朋友中也有酒德不好的，酒后流露出平时掖藏着的粗野。有时会有警察出现在湖面，旋转的警灯和凄厉的警笛撕破了夜的宁静——又有人打架了。
冬日湖面的聚会迎接朝阳，送走晚霞，一直到深夜。直到大家都疲倦不堪，各自回到自己的床上。板房外偶尔会有狂风肆虐，吹动着积雪在空中飞舞，伴随着远方的狼嚎声。这时的人们已经在一天的狂欢后，进入了梦乡。风吹林木的涛声，伴随着人们的鼾声，奏起了美妙的生命进行曲。
格鲁戈讲话的时候，侍者给每个人添了添水。酒桌边上不算远的地方，有一台游戏机，几个台球桌。大家的兴趣不在游戏上。一个矮个子的男人，不知来之什么地方，在玩游戏机。那人剃了个光头。后脑勺上有一撮黑毛，像是一条猪尾巴。不像是清朝的辫子，很短，直到脖子的上端。两臂的上端是黑色的纹身，花纹看不清楚。和他一起玩的是一个苗条的女孩子。那女孩子不时地过去抱抱那个男人，那男人就把女孩紧紧地搂在怀里。女孩个子很高，就弯下头，亲那男人的光头。他们玩一回游戏，亲上一阵。一遍又一遍，就像酒店的曲子，几个小时，就没换过。
天色已经很晚了，夜色从镶嵌在老木桩的窗户玻璃里透了进来。阳光退去后，桌上的烛光更加柔和。桌上的话题从格鲁戈的冰钓转到了卡欧。
卡欧的孩子是一个艺术家，前一阵子跟着一个师傅学做艺术品。就是收集一些老钟表，把零件拆开，镶嵌在手链上，卖给商店。最近他找到了一份到日本教书的工作。卡欧的最大的担心就是孩子在日本遇上一个姑娘，从此定居日本不再回家。儿子走了，没人剪草坪了。这几天，卡欧总是在唠叨。
卡欧爱好高尔夫球，是一个俱乐部成员。据说会员费并不贵，每年只有三百元左右。俱乐部常举行活动，卡欧可以赢一些奖品，基本上会员费就赢回来了。
卡欧的家族是二战时移民。战争破坏了卡欧的家庭，老挝的贵族就像撒在尘土里的贵妇人项链上的珠子，失去了所有的荣耀，似乎是再也没有出头之日。
卡欧小时候爱好水彩画，就像中国古代仕女图的那种。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在饭店里挂着一幅青牛图。一牧童坐在清牛上，横吹短笛。卡鸥说他小时曾经想过那样一种田园生活。卡欧说他一生中爱过三位美丽的姑娘。其中一位是一位法国姑娘，有一头金发，蓝色的眼睛。姑娘很喜欢她，他们经常在一起。卡欧读过许多法国作品，就是在那个时期。卡欧和姑娘经常交换书看。那位姑娘还让卡欧摸过她美丽的脖子。那年卡欧十七岁，那姑娘大他十岁。
卡欧在长相上很像我们中国人。有几次都被当作中国人。有一次在公司的走廊上，我和卡欧商量工作上的事。我们的一位同胞因为我讲英语而责怪我们，竟没有发现卡欧不是中国人。
卡欧赞成大中国的理念，认为老挝、越南、日本和朝鲜皆中国也，同文同种，文字和生活习惯都是从中国传承过去的。我也不知他是真的这样想的还是为了讨好我。我却是记得有一位北朝鲜人，其父亲是一个中国通，一位汉学教授。有一天他问我“春节快乐”这几个字怎么写。我随手写了，他说不对。后来我才搞明白，他学的是繁体字。我一时想不起来，被他嘲笑一番。卡欧每天从家里带饭吃，大部分时间里，吃的是面条和米粉。老挝也是一个专制国家。卡欧对专制政权从心里反感。世界上的专制政权大致都一样，那就是控制人民的行为和思想。
专制政府从来都不承认剥夺了人民的自由。一位南朝鲜的人说得好，专制国家人民的自由，就像监狱里犯人的自由——就是在监狱指定的那间号子里自由的行动，只要不出那间号子，犯人有充分的自由。卡欧自出来后再也不想回老挝。
有一回谈论中国。我说中国不是这样，曾经有过相对的平等时期。我做了一个手势，把两只手搭成一个山的形状，再两手指尖相接，拉成一个平面，然后，再恢复到一个山的形状。我笑着对他们说，中国经过改朝换代，在朝代更替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过渡性的平等。
美国人麦克点头表示赞同，说在理论上是成立的。香港小姐塞拉不赞成。坚称中国从来都没有过平等。其态度不容分辨。大家对近来google退出中国表示了兴趣。
我最近在看一本美国版的描写义和团的书。书上描写了义和团运动的大致过程，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的一本书。双方的观点我都看了，各有各的想法。义和团运动真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我们真的是闭关自守太久，对世界没有一点理解，更没有沟通。敌对双方不仅仅是没有沟通，从民间的宣传上看，中国人根本上就没有把对方看作人类。更谈不上双赢。
美国人看待中国人，也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在菜市场，看到一个美国老太太。这老太太搀扶着一个老头，穿着一条立裆很短的裤子，裸露着大半个屁股。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两位是下流胚。这位老太太看到我买的蔬菜，口中念念有词，她在说：“狗食”!!! 我很愤怒看着她，她开始时瞪着三角眼看我，后来在我的怒视中，终于低下了头，在胸前划着十字架。我不知道是怎样的诅咒。
一本吕留良案件记录了一段大清国的文字狱的历史。中国的历代专制政府都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控制，让中国不了解世界，世界不了解中国。事实上，意识形态上的求同存异，比争论那种意识形态正确更重要。增加交流和了解，比争霸更重要。人类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宽容。
思想的禁锢和闭关自守，必然和世界势成水火。意识形态也有其能量特征。思想和文化的阻塞，就像长江三峡大坝，不但需要很高的维持费，水势高了必然一泻千里，无法阻挡，酿成大灾。李冰父子主张治水在疏导，不再堵塞，意识形态的控制已是如此。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阳光、空气、湖光山色，真是尽善尽美。而人类能学会感恩上苍，享受自然，尊重自然还不是一件容易事。我们经常在明媚的阳光里，在花香的弥漫中，深陷在苦大仇深中，痛苦不堪。实在是一种病态。人类和平来之不易，摒弃一切仇恨才是正途。世界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我们每天都在开创历史。
靠，又绕进这是是非非的漩涡里来了，真是不可救药。坏了我一夜雅兴。一时间又神游回到那天边古国，但见：
乌云翻滚风怒号，罪海情渊鬼呼叫。
佳人飞身入波涛，壮士利刃剿魔曹。
煤黑哀怨卧病疮，烈女自焚倒塌房。
枕边啸啸剑匣响，怒气沉沉暗神伤。
中国的现实究竟是怎样，我真的不了解吗？罢了，罢了。已经是身在异乡为异客，当挥利剑斩断这千丝万缕的牵挂。
时间真是不饶人，现在这位昔日黄花真的称不上美人了。虽然从背影上看去风韵犹存，依然是风吹杨柳，引人遐思，脸上厚厚的皱纹，就像鳄鱼的皮。她在公司三十年了，很在意做一些花里胡哨的文章，职位一直上升。那些老一代的工程师私下称她“社交蝴蝶 (social butterfly)”。这只老蝴蝶和我们酒桌的人亲热了一番后，从侍者那里拿了一杯葡萄酒，就轻轻地飘到了副总的桌席。一手举着酒杯，一手摊开，很放松地靠在了副总的身边。副总的脸上马上堆满了笑容。
老蝴蝶一个人在的时候，总是露出一副和年龄很不相称的老态，不知是工作过度，还是纵欲过度的结果。
飞利浦是公司的老职员，他的妻子是印第安人，了解很多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和美国对印第安人的不公平政策。评价到公司的上层，他说：“你千万要不指望这些人公平，他们既没有技术，又没有人品。”其实世界上的人，本质上是一样的。公平是建立在力量抗衡的基础上的。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穷人也好，富人也好，人的最大差别就是思想的差别 (Mind Set)。不是某个人伟大，也不会有某个人发善心。印第安人象美国的黑人一样，也有过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以至于和政府之间殊死的搏斗。才有今天看似倾斜的政策。
飞利浦也有很多故事，他很好吃。但因为生在美国，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自然对食物的鉴赏也有限，只能算上一个“广食家”，不能算“美食家”。说起吃的，生在中国是一种福气。食品是我们的祖先遗留给世界的最伟大遗产。只是这一点，就足以引以自豪。
冬天冰上是格鲁戈们的乐园。孩子和大人聚集在一起，开着卡车，周末就到冰屋里去了。打开移动板房的取暖器，就是一个家。通常是成箱的啤酒拉到板房里，大家尽情地聊天，饮酒。
孩子们在板房的床上嬉闹着，一阵枕头大战，打得满地鸭毛，大家谁也不介意，只是哈哈大笑。哥哥把妹妹倒悬放在床边，妹妹的头发即刻就像拖把一样垂到了地上。身上的衣服也倒着翻卷下来，露出了肚脐眼——这是格鲁戈的一幅照片。
格鲁戈有一个数码相机，因此就有了很多湖光山色的照片。夏日的大部分时间里，格鲁戈都是在湖上度过的。夜里清风拂面，树影婆娑，几个朋友在游艇上，任凭思绪随脚下的湖水流淌不息。真是值得回忆的事情。
朋友中也有酒德不好的，酒后流露出平时掖藏着的粗野。有时会有警察出现在湖面，旋转的警灯和凄厉的警笛撕破了夜的宁静——又有人打架了。
格鲁戈讲话的时候，侍者给每个人添了添水。酒桌边上不算远的地方，有一台游戏机，几个台球桌。大家的兴趣不在游戏上。一个矮个子的男人，不知来之什么地方，在玩游戏机。那人剃了个光头。后脑勺上有一撮黑毛，像是一条猪尾巴。不像是清朝的辫子，很短，直到脖子的上端。两臂的上端是黑色的纹身，花纹看不清楚。和他一起玩的是一个苗条的女孩子。那女孩子不时地过去抱抱那个男人，那男人就把女孩紧紧地搂在怀里。女孩个子很高，就弯下头，亲那男人的光头。他们玩一回游戏，亲上一阵。一遍又一遍，就像酒店的曲子，几个小时，就没换过。
天色已经很晚了，夜色从镶嵌在老木桩的窗户玻璃里透了进来。阳光退去后，桌上的烛光更加柔和。桌上的话题从格鲁戈的冰钓转到了卡欧。
卡欧的孩子是一个艺术家，前一阵子跟着一个师傅学做艺术品。就是收集一些老钟表，把零件拆开，镶嵌在手链上，卖给商店。最近他找到了一份到日本教书的工作。卡欧的最大的担心就是孩子在日本遇上一个姑娘，从此定居日本不再回家。儿子走了，没人剪草坪了。这几天，卡欧总是在唠叨。
卡欧爱好高尔夫球，是一个俱乐部成员。据说会员费并不贵，每年只有三百元左右。俱乐部常举行活动，卡欧可以赢一些奖品，基本上会员费就赢回来了。
卡欧的家族是二战时移民。战争破坏了卡欧的家庭，老挝的贵族就像撒在尘土里的贵妇人项链上的珠子，失去了所有的荣耀，似乎是再也没有出头之日。
卡欧小时候爱好水彩画，就像中国古代仕女图的那种。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在饭店里挂着一幅青牛图。一牧童坐在清牛上，横吹短笛。卡鸥说他小时曾经想过那样一种田园生活。卡欧说他一生中爱过三位美丽的姑娘。其中一位是一位法国姑娘，有一头金发，蓝色的眼睛。姑娘很喜欢她，他们经常在一起。卡欧读过许多法国作品，就是在那个时期。卡欧和姑娘经常交换书看。那位姑娘还让卡欧摸过她美丽的脖子。那年卡欧十七岁，那姑娘大他十岁。
卡欧在长相上很像我们中国人。有几次都被当作中国人。有一次在公司的走廊上，我和卡欧商量工作上的事。我们的一位同胞因为我讲英语而责怪我们，竟没有发现卡欧不是中国人。
卡欧赞成大中国的理念，认为老挝、越南、日本和朝鲜皆中国也，同文同种，文字和生活习惯都是从中国传承过去的。我也不知他是真的这样想的还是为了讨好我。我却是记得有一位北朝鲜人，其父亲是一个中国通，一位汉学教授。有一天他问我“春节快乐”这几个字怎么写。我随手写了，他说不对。后来我才搞明白，他学的是繁体字。我一时想不起来，被他嘲笑一番。卡欧每天从家里带饭吃，大部分时间里，吃的是面条和米粉。老挝也是一个专制国家。卡欧对专制政权从心里反感。世界上的专制政权大致都一样，那就是控制人民的行为和思想。
专制政府从来都不承认剥夺了人民的自由。一位南朝鲜的人说得好，专制国家人民的自由，就像监狱里犯人的自由——就是在监狱指定的那间号子里自由的行动，只要不出那间号子，犯人有充分的自由。卡欧自出来后再也不想回老挝。
有一回谈论中国。我说中国不是这样，曾经有过相对的平等时期。我做了一个手势，把两只手搭成一个山的形状，再两手指尖相接，拉成一个平面，然后，再恢复到一个山的形状。我笑着对他们说，中国经过改朝换代，在朝代更替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过渡性的平等。
美国人麦克点头表示赞同，说在理论上是成立的。香港小姐塞拉不赞成。坚称中国从来都没有过平等。其态度不容分辨。大家对近来google退出中国表示了兴趣。
我最近在看一本美国版的描写义和团的书。书上描写了义和团运动的大致过程，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的一本书。双方的观点我都看了，各有各的想法。义和团运动真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我们真的是闭关自守太久，对世界没有一点理解，更没有沟通。敌对双方不仅仅是没有沟通，从民间的宣传上看，中国人根本上就没有把对方看作人类。更谈不上双赢。
美国人看待中国人，也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在菜市场，看到一个美国老太太。这老太太搀扶着一个老头，穿着一条立裆很短的裤子，裸露着大半个屁股。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两位是下流胚。这位老太太看到我买的蔬菜，口中念念有词，她在说：“狗食”!!! 我很愤怒看着她，她开始时瞪着三角眼看我，后来在我的怒视中，终于低下了头，在胸前划着十字架。我不知道是怎样的诅咒。
一本吕留良案件记录了一段大清国的文字狱的历史。中国的历代专制政府都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控制，让中国不了解世界，世界不了解中国。事实上，意识形态上的求同存异，比争论那种意识形态正确更重要。增加交流和了解，比争霸更重要。人类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宽容。
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阳光、空气、湖光山色，真是尽善尽美。而人类能学会感恩上苍，享受自然，尊重自然还不是一件容易事。我们经常在明媚的阳光里，在花香的弥漫中，深陷在苦大仇深中，痛苦不堪。实在是一种病态。人类和平来之不易，摒弃一切仇恨才是正途。世界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我们每天都在开创历史。
靠，又绕进这是是非非的漩涡里来了，真是不可救药。坏了我一夜雅兴。一时间又神游回到那天边古国，但见：
乌云翻滚风怒号，罪海情渊鬼呼叫。
佳人飞身入波涛，壮士利刃剿魔曹。
煤黑哀怨卧病疮，烈女自焚倒塌房。
枕边啸啸剑匣响，怒气沉沉暗神伤。
中国的现实究竟是怎样，我真的不了解吗？罢了，罢了。已经是身在异乡为异客，当挥利剑斩断这千丝万缕的牵挂。
2010年3月18日
美人鱼
那是一个简单的酒吧，木质结构有点像汤姆叔叔的小屋。开发部的总经理换工作了，今天是最后的一天。照例，又邀请大家到美人鱼酒吧。
我最近时间上有些紧张，手头上的项目很多, 当我们的项目组长卡欧来到我的工作间时,我正在审查一个软件设计。就头也没抬地说：“你自己去吧，我最近有点忙不开。”再说，我不大喜欢和管理层掺合。
“我等你，我们一块去。”我们的项目组长最近有求于我，不管是吃饭，回家，上厕所都和我缠在一块。他真是一位好服务员加司机。对我谦和的不得了。其实这人是个二皮脸，他的下级是一个挪威裔的美国人，好几次都遭到了他的训斥。
我们项目的经理苏巴西是一位印度人。这个人在公司十几年了，谦和、冷静。在公司混久了，已经有些道学家的味道了。工作中经常见到他面带微笑地处理各种矛盾，他自己说他从来没有因工作和人争吵过。时间长了，我竟然有些喜欢他。有时来我工作间的人很多。他有事从不抢先，就那么静静地站在哪，静静地等着。公司里各种人都有，做人比工作更重要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
卡欧是个老挝人，在职场上打拼已经有几十年了。很有混事的经验。刚来到乍到人觉得他懂得事不多，时间长了，就咂磨出味道来了。
这人可以把一件很简短的事搞成很大的事。例如，一个10天的工作计划，搞成30天。说实在，跟着我们组长干活不累，看着他干活累。可这点真是优点。外行的老板看到他工作甚苦，会觉得他是公司的干才。懂行的老板，看他铺排的阵势，很快被他搞糊涂了。就是那种逻辑不是很清，却能把事做出来的人。
大公司工作很讲胡同巷子里的精明，那就是四面玲珑，八面逢源。技术好的人多气盛，不容人；技术差的人干不出活来。其实真正得势的是那种中等智力，四面逢源的人。聪明人常见到别人的短处，于是孤傲。愚笨的人又不被人看得上，于是自卑。中庸之人在公司里就很珍贵了。卡欧是天生的中庸，生前肯定是得到上帝格外的惠顾。
人一辈子，各有各的克星，有的是性格，有的是脾气，有的是个人的文化背景。自己禁锢在自设的监狱里，一辈子都出不来。父亲有个朋友，琴棋书画精通，在当地很有名气。父亲建议他给后代留下一些纪念。这位朋友说：“没意义啦。都是女孩，留下也不是自己的。”这陈旧一念，一生之修行，化作东流水。再说公司里那些有才智之人，一味孤傲，在公司里就成了边缘人，其实也是一念之差。所以郑板桥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这种人大多数是自己过不去自己设的那道坎。所谓天堂地狱，皆起于心，一念之差，千古之恨。
朱铁志认为郑板桥是个极为清醒的人。唯其清醒，正派，才会有‘难得糊涂’的感叹，‘难得糊涂’的难在他毕竟清醒自明，心如明镜，无法对他身边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他只有假装糊涂，然则终不能无视现实，遂于痛苦于内，淡然于外，而生‘难得糊涂’之叹。（《读书参考》）聪明、才智、公平和正义，这些美丽的天赋和情感使许多人一生不顺。真是一个坎，一个大坎。
我们有许多传统的习惯和思维定势，对个人、对国家都有害。例如，美国人在公司里相互之间很尊重，国人更多地把它看成“虚伪”，却很少看到其以柔克刚的功夫。
公司里干事的不多，混事的不少，大家混得有板有眼，有滋有味。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透。这天下的事真的是各有各的道理。以柔克刚的功夫了不得，一个公司是这样，一个国家是这样。谦虚不仅仅是美德，放弃也是一种武器。
我们到了美人鱼时，已经很晚了。我喝了一杯长岛冰茶（一种冰水里加烈酒的饮料）。这种酒加冰的饮料很容易喝醉。冰的凉掩盖了酒的烈，不经意酒喝上了十几杯，鼎然大醉，而不自知。有的人喝啤酒。公司里来的人真不少，有三四十人。有的人订了一些冷食，有鸡翅，糕点、和奶酪。订的人自己付钱。大家分享。
起初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公司提供酒水，每人在桌子上放了几块钱。大家有说有笑，无非是钓鱼、滑冰和球赛。
格鲁戈有几分醉意了，就讲起了他的哥哥。他哥哥是那种我们称其“二流子”的人。和他没有血缘关系，是她父母收养的印第安人的后代。美国在许多地方都有印第安人开的赌城。赌城里雇用闲杂人员，对印第安很优惠，一个月能上三个星期班，就可以在那里那一份工资，一年下来十几万。就是这样的工作——既没有技术要求，又不甚苦，格鲁戈的哥哥就上不下来。一次一次地成为无业游民。
我们这个州常下大雪。有一次格鲁格回家，大雪封门。自己用雪锹铲了雪，把车开进了车库，用了一个多小时。进门一看，哥哥正在看电视。格鲁戈看到后，肺都气炸了。最近他哥哥找到了一个女朋友，就和那个女人同居了。那个女人除了格鲁戈的哥哥外，还有一个男朋友。三个人同居在一起。
格鲁戈四十好几了，未婚。酷爱钓鱼，讲起钓鱼经一套一套的。从夏天到冬天，从未间断。可以对州内钓鱼、狩猎的条例作十分详尽的讲解。格鲁格在公司里，直爽帅气，很受人欢迎。开始时，他总是要请大家一起钓鱼。有两个同事动心了。在格鲁格的湖边别墅戴了一晚上，睡到午夜事，两个同时让一阵叫骂声吵醒。骂得昏天黑地，鸡犬不安。第二天，两位同事提出回家，格鲁戈很是恼火。本来三天的计划，一天就结束了，格鲁戈很不理解。他真的不理解他的行为他人造成多大伤害。
格鲁戈有一些爱尔兰血统。喜欢喝酒聊天，一点酒水后就喋喋不休。他说酒好，酒后大家敞开心怀，谈他不幸，以疗心伤。平时他则大谈钓鱼。今天他在谈冰钓时的酒后醉态。许多国家都有嗜酒的传统。格鲁戈已经喝了几杯，又到吧台添酒，拉着我陪同。一双醉眼盯着酒吧的女招待。女招待有四十几岁的光景，身材很迷人。“嗨。”格鲁戈以美国人特有的夸张给女招待打了个招呼，顺势在女招待的乳房上抹了一把手，回头对我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女招待朝我礼貌地笑笑。在酒吧昏暗的灯光下，表情有些看不清。我有些脸上发烧。
收音机里讲过一个故事。一些社会工作者抽样了十几个无家可归的人，给他们每人三千元钱，并帮他们找了一份简单的工作。一年后，再调查，发现这部分人又成了无家可归者。文化和习惯是个很长远的事，一旦养成很难改变。
一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又曰：久居兰室不闻其香，久居鲍市不闻其臭。个人的生活上的坏习惯，多是由社会环境影响造成的。这种生活习惯常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文化。我们处于其中，就习以为常了。以至缘数千年大梦而不醒。如果能以上帝的眼光看世界，这个世界上每一灵魂都很珍奇。生活如残枝枯叶，俯身拾起的都是美丽。
2010年3月14日
金字塔里的木乃伊
胡焕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大金字塔》，大意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多次的改朝换代，每次改换门庭完毕，血迹擦干，金字塔又光芒万丈。
还说，所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中国特色就是金字塔，中国的民族精神就是金字塔精神。... ，如果你经常注意《新闻联播》中的讣告，你会发现金字塔顶上的女士先生们的平均寿命大概要比中国人 ——就是那些金字塔底的生物群体，平均寿命高二十岁不止。...，不如改成‘中华金字塔共和国’”。
胡先生的这番宏论倒是精彩，却是考虑得不很周全。笔者就在他的文章下面调侃道：“中国的金字塔不会是空的吧？”
胡先生好狡猾，把球踢了回来：“金字塔里是有货，可是我的表达能力还不足以把这个家伙说清楚。你来写写看。”
这时美丽小姐东方君坐在一老式的太师椅上，双手扣在胸前，兴高采烈地起哄道：“建议机器 和胡哥对打。”
且不说那肉体凡胎的胡先生和机器对打在材料上先就吃了亏。这机器，虽说笨拙无比，却是铁疙瘩一块，最不怕的就是打架。但看东方那得意的劲儿，差一点把一口香茗喷到了对面的小宝宝身上。那睡着的小宝宝可是东方的心肝儿。慌的东方俯下身子看了又看。看着那睡熟的小模样，东方喜上眉梢，又一次地把宝宝小脚丫放在脸上。
东方小姐新近添了一个千金，如果这篇文章能博得一见东方小小姐芳容，也不亏今夕一番笔墨。茶轩旧友新朋也可趁机给这初入人世的小小姐一番祝福。
当年老茶轩CW君新添一喜，引逗的茶轩童趣盎然，真是一段文人雅事。现在想来还是一乐。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本来认为胡先生有两点不周全之处。其一是，这样一改好像与共和的理想相冲突。如果我们真的不要共和了，那就改称“中华金字塔帝国”，一步到位，省得再过一百年，这共和两字成为了有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去掉也不好，不去也不好。只要这个国家还承认“共和”二字，总有一天会回到共和的道路上去，那么这金字塔不就塌了？
其二是，这金字塔里缺少个木乃伊。后来一想，咱伟大的金字塔帝国还真就有那么一个木乃伊的幽灵。这点算是错怪胡先生了。不过胡先生在写《金字塔》一文时，不见得就想到那具陈腐木乃伊。其实这木乃伊不见得是一种有形的物件。中国的大金字塔存在了两千多年了，这木乃伊也就有两千多年了。这还要跟胡先生证实一下。
细思量，这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华金字塔帝国的金字塔还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结构上，胡先生已经说过了，笔者就不多言。在功用上，这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华的金字塔都是为了保护一具木乃伊。
大金字塔是埃及现存规模最大的金字塔，被喻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观之一”。咱中华的大金字塔在民主盛行的今天也算是一大奇观。
为了保护金字塔里的木乃伊，金字塔必须处于一种密封状态。古埃及人在封闭金字塔大门之前会在塔内燃烧，使里面的空气排除，从而达到一种真空的状态。
咱大中华帝国的金字塔也是这样。金字塔必须处于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禁锢状态。且不说咱大中华金字塔在建造之初，几乎消除了塔内一切新思想。在这两千多年大金字塔的历史中，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这消除新思想的传统——大兴文字狱的传统是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永远的禁锢，永远的固步自封，这就是那具木乃伊肆虐的根本。近几年来，大中华帝国在各种先进技术保护下，禁锢状态更进一步。那具木乃伊看来还可以存在一阵子。
但是，木乃伊的存在毕竟是反自然的，总有风蚀那一天。它只能在暗处，一旦接触阳光和自由的空气顿时化作泥土。
看今朝，阳光普照，那大中华金字塔已经是风雨飘摇，那木乃伊回归自然之日已是不远。待那木乃伊化土，其幽灵乘风而去，那大金字塔也就失去其功用，化作旧时代的陈迹。
有朝一日，春风化雨，涤荡一次污泥浊水，还我中华大地一个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清平世界。那时我中华少年和世界各国的少年一样，同浴春日阳光，载歌载舞。以此文祝福东方小小姐和中华大地新生的孩子们。[图: 品茶小轩cw提供]
（本文纯属调侃，一博小小佳人一笑，请勿想入非非）
还说，所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中国特色就是金字塔，中国的民族精神就是金字塔精神。... ，如果你经常注意《新闻联播》中的讣告，你会发现金字塔顶上的女士先生们的平均寿命大概要比中国人 ——就是那些金字塔底的生物群体，平均寿命高二十岁不止。...，不如改成‘中华金字塔共和国’”。
胡先生的这番宏论倒是精彩，却是考虑得不很周全。笔者就在他的文章下面调侃道：“中国的金字塔不会是空的吧？”
胡先生好狡猾，把球踢了回来：“金字塔里是有货，可是我的表达能力还不足以把这个家伙说清楚。你来写写看。”
这时美丽小姐东方君坐在一老式的太师椅上，双手扣在胸前，兴高采烈地起哄道：“建议机器 和胡哥对打。”
且不说那肉体凡胎的胡先生和机器对打在材料上先就吃了亏。这机器，虽说笨拙无比，却是铁疙瘩一块，最不怕的就是打架。但看东方那得意的劲儿，差一点把一口香茗喷到了对面的小宝宝身上。那睡着的小宝宝可是东方的心肝儿。慌的东方俯下身子看了又看。看着那睡熟的小模样，东方喜上眉梢，又一次地把宝宝小脚丫放在脸上。
东方小姐新近添了一个千金，如果这篇文章能博得一见东方小小姐芳容，也不亏今夕一番笔墨。茶轩旧友新朋也可趁机给这初入人世的小小姐一番祝福。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本来认为胡先生有两点不周全之处。其一是，这样一改好像与共和的理想相冲突。如果我们真的不要共和了，那就改称“中华金字塔帝国”，一步到位，省得再过一百年，这共和两字成为了有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去掉也不好，不去也不好。只要这个国家还承认“共和”二字，总有一天会回到共和的道路上去，那么这金字塔不就塌了？
其二是，这金字塔里缺少个木乃伊。后来一想，咱伟大的金字塔帝国还真就有那么一个木乃伊的幽灵。这点算是错怪胡先生了。不过胡先生在写《金字塔》一文时，不见得就想到那具陈腐木乃伊。其实这木乃伊不见得是一种有形的物件。中国的大金字塔存在了两千多年了，这木乃伊也就有两千多年了。这还要跟胡先生证实一下。
大金字塔是埃及现存规模最大的金字塔，被喻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观之一”。咱中华的大金字塔在民主盛行的今天也算是一大奇观。
为了保护金字塔里的木乃伊，金字塔必须处于一种密封状态。古埃及人在封闭金字塔大门之前会在塔内燃烧，使里面的空气排除，从而达到一种真空的状态。
咱大中华帝国的金字塔也是这样。金字塔必须处于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禁锢状态。且不说咱大中华金字塔在建造之初，几乎消除了塔内一切新思想。在这两千多年大金字塔的历史中，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这消除新思想的传统——大兴文字狱的传统是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永远的禁锢，永远的固步自封，这就是那具木乃伊肆虐的根本。近几年来，大中华帝国在各种先进技术保护下，禁锢状态更进一步。那具木乃伊看来还可以存在一阵子。
但是，木乃伊的存在毕竟是反自然的，总有风蚀那一天。它只能在暗处，一旦接触阳光和自由的空气顿时化作泥土。
看今朝，阳光普照，那大中华金字塔已经是风雨飘摇，那木乃伊回归自然之日已是不远。待那木乃伊化土，其幽灵乘风而去，那大金字塔也就失去其功用，化作旧时代的陈迹。
有朝一日，春风化雨，涤荡一次污泥浊水，还我中华大地一个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清平世界。那时我中华少年和世界各国的少年一样，同浴春日阳光，载歌载舞。以此文祝福东方小小姐和中华大地新生的孩子们。[图: 品茶小轩cw提供]
（本文纯属调侃，一博小小佳人一笑，请勿想入非非）
2010年3月12日
不以言举人，不因人废言
我们中的大多是都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下，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以阶级、立场和党派为主导的思维方式，而抛弃了朴素的、与生俱来的、最最根本的价值观。我们真正缺少的是分辨好坏的本领，一种对事实冷静地、客观的判断，一种能看穿“皇帝新衣”的独立思维。
文化大革命中常使用一个名词“站错队”。中国几百年来，有两派，保皇和维新。这两派一直在争斗。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选择一种立场。于是，我们的对立面就成为了我们的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敌。哪怕是亲人也决不相让。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就是这样利用了中国文化的缺陷挑起了人和人之间的争斗。在这个口号下，我们的敌人就只做坏事，他们做得好事也成了坏事；我们的朋友就只做好事，他们做了坏事也是好事。我们不会去宣传敌人做的好事，也不会去批判朋友做的坏事。这样社会公德就建立不起来。社会中的暴力和歧视就会掩盖在冠冕堂皇之下，摧残着社会。于是乎，打死人的事，就成了革命行动，就变得无上的光荣。做了达官贵人的二奶，也可以在人前炫耀，就有人羡慕不已。坏事就自然地变成了好事，就“党疼国爱宁做鬼也幸福”了。这真真是一种可怕的社会幼稚病。社会似乎是丧失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标准。
如果我们不根除这种非敌即友的思维方式，我们就摆脱不了阶级斗争的怪圈。民主思想就得不到光大。这是民族的悲剧，民族文化的悲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自十六世纪以来，西方的文艺复兴，吹响了反独裁，反对专制的号角。法国大革命缔造了世界第一个共和国家。西方世界从百年革命的实践中，找到了现代政权和国家的模式。百年革命后的中国，仍在体制改革中摸索。西方从文艺复兴到现代民主用了三百年，我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只有一百多年时间，还有二百年的路。现代中国的民主改革，无论从文化上，思想上和形式上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十年是思想文化的倒退，使中国革命更加艰深。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由民主之风一定会吹遍全球。
近百年来，中国并不缺少民主。卢沟桥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在很长的时间内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土地改革时期，有一段时间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曾经有过生杀予夺的权利。这些民主时期出现的不是民主自治，而是空前的黑暗。我们每一次民主改革，每一次当家作主的机会，似乎都以极端的暴力和恐怖宣告失败，而事与愿违。我们太习惯于被统治、被诱导、被人牵着鼻子走。一旦失去了统治者，我们自己就像失去了主心骨。中国社会缺少判断是非、对抗邪恶的社会群体意识，这与所谓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是分不开的。在政治之外的社会群体意识和价值观的相对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一种独立于政治、党派和信仰之外的是非标准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如果没有一种清新的人文、人本的文化占领文艺舞台，没有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中国社会还会被人牵着鼻子走，中国还会内乱不止。
如果没有一种清新的人文、人本的文化占领文艺舞台，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没有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中国社会还会被人牵着鼻子走，中国还会内乱不止。
中国社会的中央集权管理方式太成功了。几千年来“大一统”的局面，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不断革命的血酬文化。中国自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可是从人民心理上把皇权去掉，还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当从独立人格的培养做起，当从分辨好坏做起。做一些踏踏实实的事，对国家、对个人、对自己都是一件好事。
如果我们不能走出非敌即友的怪圈，即使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法律，我们也不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子曰：“不以言举人，不因人废言”，则天下为公，就是这个道理。
2010年3月7日
路
路
—— 献给最普通的人们
也许
实在是厌倦了争斗
我的心哀愁
点燃了一堆篝火
我邀请你——
年轻人
还有那个刽子手
我揉碎了心尖上的刀剑
向你们——
伸出左手和右手
年轻人
我想让你举起马灯
照耀着前方的路
刽子手
你有一身蛮力气
开山铺路
我们倚仗你的手
如果
你们像我一样
惦记着慈祥的母亲
前面的路——
我们一起走
宣告
—— 献给遇罗克
北岛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图: 徐军/慈母手中线
2010年3月6日
弃老洞的故事
我依稀记得小的时候姥姥讲过弃老洞的故事。这个故事通常是家长教育子女善待老人的。
很久很久以前，中国古代有一个风俗——“六十岁还家”。大概是人到了六十岁时，就要到坟墓里去了。这种坟墓，称作“油篓坟”。幽幽坟墓一直到文革时期还有。
我们村后有一个土疆子，是高出村平面两米多的一块高地，很平坦。小孩在那里拾草，有人在那里打过兔子。疆子边上是丛生的山枣树。山枣树在秋天的时候，结着一串串的、红红的山枣。山枣和红枣不同，有一个很大的核，只有薄薄的果肉。这种东西却是妹妹的美食。妹妹在山枣树的丛中，跳来跳去，采摘山枣，追逐着蝴蝶。一会儿就采一口袋。
那年是七三年前后，妹妹只有五六岁。
依稀记得，就是在这个时间，见过油篓坟墓的样子。那座油篓坟在一片桦木的林子里。桦木在一片低洼地里，地面很潮湿，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枯死的桦木枝，斑驳陆离的桦木枝上，是一堆一簇的青苔，间或有白色的蘑菇和黑色的叶木耳。没有路，地面很滑，所以看得很仔细。
油篓坟就在这片桦木林里，当时感觉坟墓很深，一个七八岁的小孩进去，可能就上不来了。所以没敢进去。坟墓是青砖拱起的。有点像延安的窑洞。在地面以下，小得很，不到一个小孩高。虽然小，建筑质量一点不差。墓穴里有一个鼎状的香炉和一团头发，飘在黄绿色积水上面。没有骨植，骨植或许在水下。因为当时年龄太小，没想到要做进一步的探究。
人天生对死亡可能就有敬畏，虽然墓穴里没有什么，当时还是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回家的时候，看见一排排的桦树，树上长着又黑又大的眼睛，恐怖极了。想跑，又怕桦木枝绊倒，就那样一路胆战心惊地回到了家。回到家里，讲给大人听。妈妈说，骨头可能早就烂了，头发不会烂。
姥姥曾经讲过一个“五鼠闹东京”的故事。
很久以前，东京汴梁闹鼠害。皇宫里，到处老鼠泛滥。有五只大老鼠，象枕头那么大，有一只居然上了皇帝的龙床。那些大内高手都拿他们没办法。
皇帝张榜悬赏捉鼠者。有一农家子，揭榜进了皇宫。只见他从袖子了放出了一只“幼虎”，这只虎二目圆瞪，当即就逮住了一只大鼠。龙颜大悦。嘉彰了这位农家子。这农家子把那只幼虎进献给了皇帝，作为回礼。这只幼虎就是“猫”。皇帝看着那只猫，就问这位农家子，这法子是他从哪知道的。农家子起初不肯说。后来皇帝一再问，农家子说，说可以，你当赦我无罪。
那个时候，有一个陋俗，就是开始说的，六十岁还家。大概是与以前生产力太不发达有关吧。据考证那时人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几岁。六十岁在那时，人人都认为到了该死的时候了。那时，没有医疗卫生事业，吃穿都不足，活在世上只有受罪的份了。所以，我们不能以现在条件和思维猜度古人。姥姥说，那时虽有油篓坟，好人家的老人仍然可以受到很好的照顾。当然也有不管不顾的，就像现在一样。
这位农家子心地很善良，给年迈的老父在地下建了洞穴，每天送饭给父亲吃。无意间就说起了五鼠闹东京的事。父亲说，以前有过这样的事，山里有一种猫，可以捉老鼠。
皇帝听了这个故事，感慨与老人的智慧，善心大动。号令天下，善待老人，弃老洞的风俗就被废止了。从那时起，平民家的老人和皇帝家的老人一样，就可以在家安度晚年了。
“六十岁还家”是不是皇家的法令，无法考证。好像是说只有皇家才有六十居家的特权。只是一个传说。孔子感叹，苛政猛于虎也。那时这种法令出之皇家也有可能。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等级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贱民如草芥”的社会意识，至今依然。
老人们因为感激猫，就在家里供养了猫。这种风气很快遍及全国。皇宫里没了鼠害，尊敬老人也成了社会风气。
“五鼠闹东京”大概说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事。现在奉行的六十岁退休，与这个传说是否有关，就不得而知了。可从那以后，皇宫里因为没了老鼠，就闹起了“老人害”——老皇帝们恋栈不下台。
三侠五义中的“五鼠闹东京”，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演绎而来。那个时候，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已经流传很广了。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朴实的农家子是多么地善良。
很久很久以前，中国古代有一个风俗——“六十岁还家”。大概是人到了六十岁时，就要到坟墓里去了。这种坟墓，称作“油篓坟”。幽幽坟墓一直到文革时期还有。
我们村后有一个土疆子，是高出村平面两米多的一块高地，很平坦。小孩在那里拾草，有人在那里打过兔子。疆子边上是丛生的山枣树。山枣树在秋天的时候，结着一串串的、红红的山枣。山枣和红枣不同，有一个很大的核，只有薄薄的果肉。这种东西却是妹妹的美食。妹妹在山枣树的丛中，跳来跳去，采摘山枣，追逐着蝴蝶。一会儿就采一口袋。
那年是七三年前后，妹妹只有五六岁。
油篓坟就在这片桦木林里，当时感觉坟墓很深，一个七八岁的小孩进去，可能就上不来了。所以没敢进去。坟墓是青砖拱起的。有点像延安的窑洞。在地面以下，小得很，不到一个小孩高。虽然小，建筑质量一点不差。墓穴里有一个鼎状的香炉和一团头发，飘在黄绿色积水上面。没有骨植，骨植或许在水下。因为当时年龄太小，没想到要做进一步的探究。
人天生对死亡可能就有敬畏，虽然墓穴里没有什么，当时还是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回家的时候，看见一排排的桦树，树上长着又黑又大的眼睛，恐怖极了。想跑，又怕桦木枝绊倒，就那样一路胆战心惊地回到了家。回到家里，讲给大人听。妈妈说，骨头可能早就烂了，头发不会烂。
姥姥曾经讲过一个“五鼠闹东京”的故事。
很久以前，东京汴梁闹鼠害。皇宫里，到处老鼠泛滥。有五只大老鼠，象枕头那么大，有一只居然上了皇帝的龙床。那些大内高手都拿他们没办法。
皇帝张榜悬赏捉鼠者。有一农家子，揭榜进了皇宫。只见他从袖子了放出了一只“幼虎”，这只虎二目圆瞪，当即就逮住了一只大鼠。龙颜大悦。嘉彰了这位农家子。这农家子把那只幼虎进献给了皇帝，作为回礼。这只幼虎就是“猫”。皇帝看着那只猫，就问这位农家子，这法子是他从哪知道的。农家子起初不肯说。后来皇帝一再问，农家子说，说可以，你当赦我无罪。
这位农家子心地很善良，给年迈的老父在地下建了洞穴，每天送饭给父亲吃。无意间就说起了五鼠闹东京的事。父亲说，以前有过这样的事，山里有一种猫，可以捉老鼠。
皇帝听了这个故事，感慨与老人的智慧，善心大动。号令天下，善待老人，弃老洞的风俗就被废止了。从那时起，平民家的老人和皇帝家的老人一样，就可以在家安度晚年了。
“六十岁还家”是不是皇家的法令，无法考证。好像是说只有皇家才有六十居家的特权。只是一个传说。孔子感叹，苛政猛于虎也。那时这种法令出之皇家也有可能。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等级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贱民如草芥”的社会意识，至今依然。
老人们因为感激猫，就在家里供养了猫。这种风气很快遍及全国。皇宫里没了鼠害，尊敬老人也成了社会风气。
“五鼠闹东京”大概说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事。现在奉行的六十岁退休，与这个传说是否有关，就不得而知了。可从那以后，皇宫里因为没了老鼠，就闹起了“老人害”——老皇帝们恋栈不下台。
三侠五义中的“五鼠闹东京”，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演绎而来。那个时候，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已经流传很广了。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朴实的农家子是多么地善良。
2010年2月28日
我愿过得孤独一些
我愿过得孤独一些 2010-02-28 15:29:09
—— 东方少
我从小不是个爱喧闹的人，但也谈不上孤僻。小时候的生活，绝对谈不上不幸福，却不是太单纯。单纯的日子有过，但都是在七岁以前。也许因为当了母亲，小时候的事情正在一点一滴地回到我的记忆中。
在北京，阳光十分灿烂；见过北海公园里的莲花，喜欢西葫芦的口感，还记得跟着姑父到过北京广播电台，听着他纠正北京小女孩们的发音。她们习惯性地把七发成“尖字”，听起来有点像英语里面那个舌头碰牙齿才能发出的”T”。当然还有表哥博儿，他十来岁的时候仍然喜欢和公房新村里的儿童玩耍。我学会很多男孩爱玩的游戏，包括打弹弓。那时候孤独没有来过。
到了上海之后的孤独，多源于语言上的障碍。听不懂小女孩惯用的俚语，以及她们给彼此之间所起的绰号，也就不可能融入她们的小圈子。只有父母也迁就了我，常常用普通话来交流，可是，他们并不真正地了解我的很多想法。也许，孤独就在那时候倾入了我的心灵。但那种孤独，是在喧闹的人群中的孤独，它们并没有造成我在成长方面的缺陷。奇怪的是，一年下来，我竟然学会了选择性的孤独。那个时候，虽然小学已经开始分重点和非重点，但我们所过的生活并非像现在的小学生那么不堪。我好像有不少的时间看书，父母常常把他们读的书随手放在吃饭的桌子上，他们的床上，甚至的洗手间的浴缸边上。于是，我有了选择孤独的权利，学会了看他们看的书。
有的书我当然是看不懂的。必须感谢父母的是，他们在给零用钱方面是豪爽的。这种奢侈的善良给我童年时的孤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被允许自己去买书。我最喜欢去的一家书店是在淮海路上。可惜实在记不住哪家店的名字。猜想一定是某个新华书店。在那里我可以任意地买书，不过，让我很得意的事情是可以把刚刚买来的小说一口气看完，转手又卖给书店。因为我是常客，店里的叔叔早就认识我了。从来没有猜测这书是偷来的。于是看完一部小说，又把百分之九十的钱要回来了。很得意。
当然，这种买书的欲望和想在书店对面的长春食品店里的牛肉干产生强烈的矛盾。有时候是《三毛流浪记》赢了，有时候却是牛肉干或栲边橄榄赢得了我的心。一边看书一边嚼牛肉干，当然是最完美的孤独。那个时候如果母亲唤我去做一件小事，我都会觉得不耐烦，但去看电影是个例外，因为那种感觉刺激是难以拒绝的。那个时候，心上没有尘灰，对孤独和喧嚣似乎都可以接受。如果需要选择，我宁可选择孤独。不过，童年的孤独并不是有百利无一弊。记忆中的一弊就是和小学班主任的沟通很差，听课不大专心。她老是和我父亲说，你的女儿其他没什么问题，上课精神不集中，向她提问，她常答非所问，不太清楚她在想什么。还有啊，她在看一些和她年龄不符合的书。父亲淡淡一笑。
学会了孤独，大概也就是学会了和自己沟通。然后又学会把脑子里的想法写下来，这时候才明白，一个人的孤独中有莫大快乐的欣慰。
出国后，个人的思考和独处的方式受到挑战。特别是最初的几年，有一种渴望融入的冲动。也许是受新文化的冲击吧，学会了一些不同风格的时尚或者讽刺生活的方式，和形形色色的人交往过多，反而失去了以前的特立独行。
等你越过这个时期，又会回过头去拥抱孤独。假如你有碰巧天性敏感，你的怀旧的孤独感愈加强烈。成年后的孤独是有益处的，它迫使你专注地做一些事情，或写作，或练字，会看书，或者是练瑜伽，都会带来一些成果。
但毕竟是人，长期的无休止的孤独是撑不住的。人总是有一天要成家的。成家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假入这个愿望都满足了，你还有理由孤独吗？当然有，不然就没有那么多有家庭的人常常都挂在网上了。网络提供了一个沟通的平台。它给你很多，也从你身上拿掉不少原创的能力。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只要你懂得收放自如。
但是今年的一切不一样了。我终于从很孤独的习惯中走出来了。当我望着自己的孩子，我没法不看着她，没法不把她的小脚丫子放到我的脸上，让它们在我的脸上踩出一行行的脚印。只有在她熟睡的时候，在把炉灶上的灰尘或油烟打扫干净的时候，我才敢回到以前的孤独。而这种孤独不是被强迫的。是作为一个人，想保持一个个体存在的一份努力。一个人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尤其对宗教的体验，似乎是在独立思考的时候才能完整地完成的。我相信这样的孤独是人性中最美丽的缺陷！我要在新年里过得更孤独一些。
我做不到彻底地放弃网络,但会用一个更孤独一些的网名。我很感谢所有的网友曾经给过我的灵感，鼓励和善意的批评。我要感谢机器兄曾经写过的很多的美文。我对他虎年的大作存有期待和可能的挑剔之心：）。我固执地想听他把江涛们的故事讲完，更想了解他找到基督教和佛教的共同点的心路历程，还有，他心目中的那个阳光的“少年中国”的雏形。
有梦的人也许是幸福的。以此小文和所有的网友共勉。住元宵节玩的高兴。
注：这篇是东方少对《莲花的品格》一文的回帖。
—— 东方少
我从小不是个爱喧闹的人，但也谈不上孤僻。小时候的生活，绝对谈不上不幸福，却不是太单纯。单纯的日子有过，但都是在七岁以前。也许因为当了母亲，小时候的事情正在一点一滴地回到我的记忆中。
在北京，阳光十分灿烂；见过北海公园里的莲花，喜欢西葫芦的口感，还记得跟着姑父到过北京广播电台，听着他纠正北京小女孩们的发音。她们习惯性地把七发成“尖字”，听起来有点像英语里面那个舌头碰牙齿才能发出的”T”。当然还有表哥博儿，他十来岁的时候仍然喜欢和公房新村里的儿童玩耍。我学会很多男孩爱玩的游戏，包括打弹弓。那时候孤独没有来过。
到了上海之后的孤独，多源于语言上的障碍。听不懂小女孩惯用的俚语，以及她们给彼此之间所起的绰号，也就不可能融入她们的小圈子。只有父母也迁就了我，常常用普通话来交流，可是，他们并不真正地了解我的很多想法。也许，孤独就在那时候倾入了我的心灵。但那种孤独，是在喧闹的人群中的孤独，它们并没有造成我在成长方面的缺陷。奇怪的是，一年下来，我竟然学会了选择性的孤独。那个时候，虽然小学已经开始分重点和非重点，但我们所过的生活并非像现在的小学生那么不堪。我好像有不少的时间看书，父母常常把他们读的书随手放在吃饭的桌子上，他们的床上，甚至的洗手间的浴缸边上。于是，我有了选择孤独的权利，学会了看他们看的书。
有的书我当然是看不懂的。必须感谢父母的是，他们在给零用钱方面是豪爽的。这种奢侈的善良给我童年时的孤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被允许自己去买书。我最喜欢去的一家书店是在淮海路上。可惜实在记不住哪家店的名字。猜想一定是某个新华书店。在那里我可以任意地买书，不过，让我很得意的事情是可以把刚刚买来的小说一口气看完，转手又卖给书店。因为我是常客，店里的叔叔早就认识我了。从来没有猜测这书是偷来的。于是看完一部小说，又把百分之九十的钱要回来了。很得意。
当然，这种买书的欲望和想在书店对面的长春食品店里的牛肉干产生强烈的矛盾。有时候是《三毛流浪记》赢了，有时候却是牛肉干或栲边橄榄赢得了我的心。一边看书一边嚼牛肉干，当然是最完美的孤独。那个时候如果母亲唤我去做一件小事，我都会觉得不耐烦，但去看电影是个例外，因为那种感觉刺激是难以拒绝的。那个时候，心上没有尘灰，对孤独和喧嚣似乎都可以接受。如果需要选择，我宁可选择孤独。不过，童年的孤独并不是有百利无一弊。记忆中的一弊就是和小学班主任的沟通很差，听课不大专心。她老是和我父亲说，你的女儿其他没什么问题，上课精神不集中，向她提问，她常答非所问，不太清楚她在想什么。还有啊，她在看一些和她年龄不符合的书。父亲淡淡一笑。
学会了孤独，大概也就是学会了和自己沟通。然后又学会把脑子里的想法写下来，这时候才明白，一个人的孤独中有莫大快乐的欣慰。
出国后，个人的思考和独处的方式受到挑战。特别是最初的几年，有一种渴望融入的冲动。也许是受新文化的冲击吧，学会了一些不同风格的时尚或者讽刺生活的方式，和形形色色的人交往过多，反而失去了以前的特立独行。
等你越过这个时期，又会回过头去拥抱孤独。假如你有碰巧天性敏感，你的怀旧的孤独感愈加强烈。成年后的孤独是有益处的，它迫使你专注地做一些事情，或写作，或练字，会看书，或者是练瑜伽，都会带来一些成果。
但毕竟是人，长期的无休止的孤独是撑不住的。人总是有一天要成家的。成家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假入这个愿望都满足了，你还有理由孤独吗？当然有，不然就没有那么多有家庭的人常常都挂在网上了。网络提供了一个沟通的平台。它给你很多，也从你身上拿掉不少原创的能力。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只要你懂得收放自如。
但是今年的一切不一样了。我终于从很孤独的习惯中走出来了。当我望着自己的孩子，我没法不看着她，没法不把她的小脚丫子放到我的脸上，让它们在我的脸上踩出一行行的脚印。只有在她熟睡的时候，在把炉灶上的灰尘或油烟打扫干净的时候，我才敢回到以前的孤独。而这种孤独不是被强迫的。是作为一个人，想保持一个个体存在的一份努力。一个人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尤其对宗教的体验，似乎是在独立思考的时候才能完整地完成的。我相信这样的孤独是人性中最美丽的缺陷！我要在新年里过得更孤独一些。
我做不到彻底地放弃网络,但会用一个更孤独一些的网名。我很感谢所有的网友曾经给过我的灵感，鼓励和善意的批评。我要感谢机器兄曾经写过的很多的美文。我对他虎年的大作存有期待和可能的挑剔之心：）。我固执地想听他把江涛们的故事讲完，更想了解他找到基督教和佛教的共同点的心路历程，还有，他心目中的那个阳光的“少年中国”的雏形。
有梦的人也许是幸福的。以此小文和所有的网友共勉。住元宵节玩的高兴。
注：这篇是东方少对《莲花的品格》一文的回帖。
2010年2月27日
莲花的品格
莲花是圣洁的。
我是在文学城名媛东方少处认识林徽因的。那时的东方君正忙着在美国公民梁老太家做工。做工的日子，众所周知，是苦闷的，幸好有林徽因作伴，两位绝世佳人，才有开心一刻。那天，我心中苦闷，百无聊赖，信步到了东方君处，我有幸知道了林小姐，好有幸读了她的诗《莲灯》：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枝点亮的蜡，
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
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
——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秘奥。
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
——像一叶轻舸驶出了江河
——宛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
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
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 ——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这首写于民国二十一年七月半香山的诗就是林小姐的莲花，是茫茫黑夜中对莲花最真实的写照。一个美丽的梦，一个如梦的仙境。林小姐就是莲花仙子，莲花与林小姐汇为一体了。于是我深深地为之感动，我看到了莲花圣的一个方面，也看到了林小姐圣的一个方面。
那一天，我在一杯香茗的陪伴下，在东方处，进入了莲花的画境。我的信心不再迷茫。
中国的菩萨是在莲花的宝座上的。在莲花的环绕下，菩萨在莲心正襟而坐，这是否隐喻菩萨就是莲花的精灵，在茫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
在人间的漫漫长夜中，莲花的品格，照耀着人类灵魂。
我们每一颗心，都是一棵莲花，只是无比脆微，在那闪光的一念，我们轻轻的托起，以免生命的沉沦。上帝在生命之上，会看到人间烨烨生辉的灵魂——千万颗灵魂就汇起生命之光，把人间照亮。人间生命的飞升，就是莲花的盼望。
在万花丛中，莲花是最朴素的。没有坚硬的梗依托、庇护，没有鲜艳的色妆点、衬托。通常只是朴素的洁白，或是淡淡的粉。一岁一枯荣，生长在污泥之中，深陷千年污秽之臭，无深深的根，这不正是人间的你和我？
莲花在最污浊的环境中，把生命之精灵，高高地托起。以草根贱质，昭示生命的崇高。莲花深陷千年污秽之臭，却以洁白的耦，缔结生命之香甜。这一点上，远胜于你和我。
莲花天生丽质，无粉自香，香彻透骨，让我们从沉迷中醒来。
[莲花图西江上一郎作并惠赠，鸣谢]
2010年2月24日
戏说韩寒
韩寒比芙蓉姐姐多了几分稚气，嘴上的几根胡子，又让他多了几分英气。再加上赛车手的称号。所有这些，韩寒和芙蓉姐姐在大家眼里，也就大有不同。
其实，韩寒与芙蓉姐姐多有相似，玩的就是一个真。真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大多数的人随着年龄增长，那种真就随着年龄消失了，这种纯真在韩寒身上却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
所以，当韩寒在游行的队伍里，发现没穿衣服的老皇帝时，便自然地吼了一嗓子。大家异口同声地发出惊诧：
“嗷，。。。”
当韩寒推断出上海高速公路的路牌画上连续的图片可以放幻灯片时，大家又异口同声地惊诧：“嗷，。。。”
于是，韩寒的大作在网上不胫而走，如冬日雪花，飘飘洒洒漫山遍野。韩寒文风敏捷，如风似电，给人一种赛车上劲风穿过下身的快感。韩寒嬉笑怒骂，天真烂漫，给人一种初春旷野的清新。文字如雪花般地在脸上融化了，只留下淡淡的清凉。心中却惊呼，“寒，寒，。。。”真是文如其人，文如其名，快捷、纯真。在如今，文坛如妓院乌烟瘴气，男盗女娼。韩寒以婴儿般的纯真，给大家的心灵创造出一个清凉世界。
有人把韩寒比作当代鲁迅。鲁迅怎么能和韩寒相比。鲁迅生活的年代，“忍看朋辈成新鬼”，“墙头变换大王旗”。鲁迅眼中的世界，如血浆墨迹般的污浊。鲁迅却目光如炬，巨笔如啄，至今依然让那些伪君子们惊恐不安。鲁迅肩负着整个世界，腰杆却挺得笔直，生活在无边的沉重中。我们的韩寒，才懒得去看那肮脏的历史。
韩寒了解的历史，就是他的年龄减去十岁，因为十岁之前，即使是早熟的韩寒，对世界了解得也不多。韩寒身上没有历史重负。对他而言，历史如一掬清水，清且甘甜。只有这样，韩寒才能身轻如燕，文坛车飞。
有人担心韩寒遭人封杀。如果说监禁刘晓波是迂腐，封杀韩寒就是愚蠢了。韩寒只骂贪官，不骂皇帝。皇帝离韩寒太远，韩寒才不关心呢。皇帝有幸不穿衣，韩寒吼了一嗓子。换了别人，韩寒也会吼上一嗓子。韩寒就像外国古代那位做了同一件事的小孩一样，并不知道皇帝不穿衣有什么不对。这一点，韩寒不知道，皇帝却知道。韩寒自己飞车途中，却从不赤身裸体，念念不忘裆中央。这一点，韩寒知道，皇帝也知道。
当今着世界，缺得就是韩寒这种真。韩寒不仅仅真，而且纯。就是这种少见的纯，让一群人，不分年龄，如痴如狂。这真字一旦加上一个纯字，便是无敌杀手。那些老父少女，争先恐后，“先杀我，先杀我。”
韩寒风靡世界与他天生拒绝上学有关，并不是人人学得来的。学不好，就成了芙蓉姐姐。神仙与泥菩萨，就差个灵气。
2010年2月14日
吃水不忘打井人
小学二年级课本上有这样一篇文章，《吃水不忘打井人》。大意是，解放后，毛主席共产党给咱们分了房子，分了土地，才有了家，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毛主席就是咱们的打井人。”昨天看了春节联欢晚会，又听到了这个主题的童声合唱，想起了解放战争，想起了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形。
那时抗日战争的硝烟正在慢慢地消失，中国人民在胜利的喜悦中憧憬着一个崭新的中国。毛主席、共产党在延安的窑洞里，提出了和平建国八项主张。在政治上，分析了独裁政府的弊端，提出了废除蒋介石政府一党独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提出了军队国家所有。在经济上，推行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让我们这个民族看到了希望。
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受到了时代强烈的呼唤，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抱着必死的信念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了一个民主的中国，与腐朽没落的四大家族决一死战。如果说美国国内革命战争，是为了解放黑奴，那么，中国的解放战争，就是要实现和平建国八项主张，就是实现民主，就是消灭独裁。
《和平建国八项主张》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未来中国的许诺，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竞选宣言。六十年过去了，这个宣言俨然如黑暗中的灯塔，指引着民族救亡的航向。为了这个主张，数以千万的中华民族的优秀青年，抛弃了名利地位，乃至生命，倾听着延安的号声，从五湖四海奔赴革命圣地。那是民主自由的声音，是那样的清新，那样的悦耳，那是民族的希望，那是中华民主先知先觉们的呼唤。
回顾这段历史，不仅让人热血澎湃，倍感中国革命任重道远。六十年了。。。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的复辟，从延安窑洞灯光，到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到今日中国的腐败。我们懂得了中国革命的曲折性——人间正道是沧桑。
吃水不忘打井人，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那些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先我们而去的人们，勿要忘记他们的嘱托和他们的憧憬——中华民族的民主和自由！延安的号角尘封已久了，但延安灯塔光芒依然，我们期待着。请先烈们放心，我们勿忘昔日“打井人”。
谢谢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提醒，是到了该提醒的时候了。我们听到了来之远方的呼唤，来之民族灵魂深处的呼唤。
2010年2月10日
小痴
小痴今年七岁，话不多，人很善良。常因动画片里的故事而嚎啕大哭，姥姥戏称其小痴。
家里有一台地球仪。有一片图画是中国。姥姥说中国有十三亿人。小痴怎么也想不明白，那里的人有多么地小。只是出神地望着地球仪上的那片歪歪斜斜的图画。
电视上的一个叔叔，因说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话，被关进在笼子里，十一年。姥姥看了电视后不高兴。姥姥说，中国就是乡下，乡下人净干一些与众不同的事。等小痴长大了，那个关叔叔的笼子就破了。
姥姥说的话，小痴似懂非懂。姥姥不高兴了，就不理人。
小痴把地球仪拿到院子里，抓了几个蚂蚁放在上面当作人。小痴跟姥姥说，其中的一个蚂蚁是把叔叔抓进笼子的坏蛋，他要把他赶出地球。
小痴的食指在那蚂蚁上一弹，那蚂蚁就落下了地球仪。在小痴得指尖上，留下了游丝般的血迹。小痴给姥姥看。姥姥说你把那蚂蚁杀死了。
小痴心里难过了好几天。
2010年1月11日
村上春树在领耶路撒冷文学奖时所做的演讲辞
村上春树在领耶路撒冷文学奖时所做的演讲辞
这是2009年初村上春树在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所做的一篇题为“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的演讲辞.
引言：以色列政府空袭迦萨，获颁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日本知名小说家村上春树受到国内外压力，犹疑是否该出席颁奖，结局是，他去了，并掀起了比小说更为震动世人的余波。
现年六十岁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被《时代杂志》喻为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三度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被媒体形容为继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后，「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日本人」。他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内的多部长篇小说作品，陆续被翻译成四十多国语言，全球销售超过两千万册，近年陆续获得捷克「卡夫卡文学奖」、爱尔兰「法兰克．欧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等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肯定。
2009年二月初，村上春树获颁耶路撒冷文学奖。该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表彰对人类自由、社会公平、政治民主具贡献的作家。历届得奖者包括西蒙波娃、罗素、米兰昆德拉等。
讽刺的是，颁发奖项的以色列政府，近来空袭迦萨，备受国际和平团体批评。日本舆论因此要求村上春树为避免被认为支持以色列近来的军事行动，应拒领该奖项，否则将抵制其作品。
但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树在国内外压力下，仍选择赴耶路撒冷出席颁奖典礼。他更出人意料地，在以色列总统佩雷斯面前，公开批判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同时一吐作为文学创作者，希望透过描写微不足道的个人，对抗既有权力和体制的深层意义。
村上春树于耶路撒冷的英语演讲辞「永远站在鸡蛋的那方」，道出个人应有的道德勇气、与对体制霸权的深刻反省，随即被国际媒体竞相转载，更超越文坛，在国际政治、人权组织间引起广大回响。
以下是村上春树演讲辞全文翻译：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今天我以一名小说家的身分来到耶路撒冷。而小说家，正是所谓的职业谎言制造者。
当然，不只小说家会说谎。众所周知，政治人物也会说谎。外交官、将军、二手车业务员、屠夫和建筑师亦不例外。但是小说家的谎言和其它人不同。没有人会责怪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相反地，小说家愈努力说谎，把谎言说得愈大愈好，大众和评论家反而愈赞赏他。为什么？
今天，我不打算说谎。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谎言，也就是创作出几可乱真的小说情节，小说家才能将真相带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赋予它新的光辉。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几乎无法掌握真相，也无法精准的描绘真相。因此，必须把真相从藏匿处挖掘出来，转化到另一个虚构的时空，用虚构的形式来表达。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们心中的某处。这是小说家编造好谎言的必要条件。
今天，我不打算说谎。我会尽可能地诚实。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几天不会说谎，今天刚好就是其中之一。
请容我告诉你们真相。
在日本，许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里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坚持前来，他们会联合抵制我的小说。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迦萨正在发生的激烈战斗。
根据联合国调查，在被封锁的迦萨城内，已经有超过千人丧生，许多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获奖通知后，不断问自己：此时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学奖，是否正确？这会不会让人认为我支持冲突中的某一方，或认为我支持一个发动压倒性武力攻击的国家政策？老实说，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书被抵制。
经过反复思考，我还是决定来到这里。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对我来。我和许多小说家一样，总是要做人们反对的事情。如果有人对我说，尤其是警告我说，「不要去」、「不要这么做」，我通常反而会特别想去、特别想做。
这就是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特别的族群，除非亲眼所见，亲手触摸，否则他们不会相信任何事情。、
我来到这里，我选择亲身面对而非置身事外；我选择亲眼目睹而非蒙蔽双眼；我选择开口说话，而非沉默不语。
但是这不代表我要发表任何政治讯息。判断对错，当然是小说家的重要责任，但如何传递判断，每个作家有不同的选择。我个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现实的故事来表达。因此，我今天不会在你们面前发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讯息。
不过，请容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个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创作时永远牢记在心的话语。我从未将这句话真正行诸文字或贴在墙壁，而是刻划在我心灵深处的墙上。这句话是这样的：
「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谁是谁非，自有他人、时间、历史来定论。但若小说家无论何种原因，写出站在高墙这方的作品，这作品岂有任何价值可言？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轰炸机、战车、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堵高墙；而被它们压碎、烧焦和射杀的平民则是鸡蛋。这是这个比喻的其中一层涵义。
更深一层的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
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给予每个灵魂尊严，让它们得以沐浴在阳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于提醒世人，在于检视体制，避免它驯化我们的灵魂、剥夺灵魂的意义。我深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透过创作故事，关于生死、爱情、让人感动落泪、恐惧颤抖或开怀大笑的故事，让人们意识到每个灵魂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这就是我们为何日复一日，如此严肃编织小说的原因。
我九十岁的父亲去年过世。他是位退休老师和兼职的和尚。当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书时，被强制征召到中国打仗。
身为战后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坛非常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原因，他说他是在为所有死于战争的人们祈祷，无论是战友或敌人。看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环绕着死亡的阴影。
我父亲过世了，带走那些我永远无法尽知的记忆。但环绕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阴影却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从他身上继承的少数东西之一，却也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们传达一个讯息。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
请花些时间思考这点：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特而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想对你们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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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
村上春樹（1949年1月12日－），日本小說家、美國文學翻譯家。29歲開始寫作，第一部作品《聽風的歌》即獲得日本群像新人賞，1987年第五部長篇小說《挪威的森林》在日本暢銷四百萬冊，廣泛引起「村上現象」。村上春樹的作品展現寫作風格深受歐美作家影響的輕盈基調，少有日本戰後陰鬱沈重的文字氣息。被稱作第一個純正的「二戰後時期作家
这是2009年初村上春树在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所做的一篇题为“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的演讲辞.
引言：以色列政府空袭迦萨，获颁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日本知名小说家村上春树受到国内外压力，犹疑是否该出席颁奖，结局是，他去了，并掀起了比小说更为震动世人的余波。
现年六十岁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被《时代杂志》喻为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三度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被媒体形容为继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后，「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日本人」。他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内的多部长篇小说作品，陆续被翻译成四十多国语言，全球销售超过两千万册，近年陆续获得捷克「卡夫卡文学奖」、爱尔兰「法兰克．欧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等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肯定。
2009年二月初，村上春树获颁耶路撒冷文学奖。该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表彰对人类自由、社会公平、政治民主具贡献的作家。历届得奖者包括西蒙波娃、罗素、米兰昆德拉等。
讽刺的是，颁发奖项的以色列政府，近来空袭迦萨，备受国际和平团体批评。日本舆论因此要求村上春树为避免被认为支持以色列近来的军事行动，应拒领该奖项，否则将抵制其作品。
但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树在国内外压力下，仍选择赴耶路撒冷出席颁奖典礼。他更出人意料地，在以色列总统佩雷斯面前，公开批判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同时一吐作为文学创作者，希望透过描写微不足道的个人，对抗既有权力和体制的深层意义。
村上春树于耶路撒冷的英语演讲辞「永远站在鸡蛋的那方」，道出个人应有的道德勇气、与对体制霸权的深刻反省，随即被国际媒体竞相转载，更超越文坛，在国际政治、人权组织间引起广大回响。
以下是村上春树演讲辞全文翻译：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今天我以一名小说家的身分来到耶路撒冷。而小说家，正是所谓的职业谎言制造者。
当然，不只小说家会说谎。众所周知，政治人物也会说谎。外交官、将军、二手车业务员、屠夫和建筑师亦不例外。但是小说家的谎言和其它人不同。没有人会责怪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相反地，小说家愈努力说谎，把谎言说得愈大愈好，大众和评论家反而愈赞赏他。为什么？
今天，我不打算说谎。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谎言，也就是创作出几可乱真的小说情节，小说家才能将真相带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赋予它新的光辉。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几乎无法掌握真相，也无法精准的描绘真相。因此，必须把真相从藏匿处挖掘出来，转化到另一个虚构的时空，用虚构的形式来表达。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们心中的某处。这是小说家编造好谎言的必要条件。
今天，我不打算说谎。我会尽可能地诚实。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几天不会说谎，今天刚好就是其中之一。
请容我告诉你们真相。
在日本，许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里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坚持前来，他们会联合抵制我的小说。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迦萨正在发生的激烈战斗。
根据联合国调查，在被封锁的迦萨城内，已经有超过千人丧生，许多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获奖通知后，不断问自己：此时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学奖，是否正确？这会不会让人认为我支持冲突中的某一方，或认为我支持一个发动压倒性武力攻击的国家政策？老实说，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书被抵制。
经过反复思考，我还是决定来到这里。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对我来。我和许多小说家一样，总是要做人们反对的事情。如果有人对我说，尤其是警告我说，「不要去」、「不要这么做」，我通常反而会特别想去、特别想做。
这就是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特别的族群，除非亲眼所见，亲手触摸，否则他们不会相信任何事情。、
我来到这里，我选择亲身面对而非置身事外；我选择亲眼目睹而非蒙蔽双眼；我选择开口说话，而非沉默不语。
但是这不代表我要发表任何政治讯息。判断对错，当然是小说家的重要责任，但如何传递判断，每个作家有不同的选择。我个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现实的故事来表达。因此，我今天不会在你们面前发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讯息。
不过，请容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个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创作时永远牢记在心的话语。我从未将这句话真正行诸文字或贴在墙壁，而是刻划在我心灵深处的墙上。这句话是这样的：
「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谁是谁非，自有他人、时间、历史来定论。但若小说家无论何种原因，写出站在高墙这方的作品，这作品岂有任何价值可言？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轰炸机、战车、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堵高墙；而被它们压碎、烧焦和射杀的平民则是鸡蛋。这是这个比喻的其中一层涵义。
更深一层的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
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给予每个灵魂尊严，让它们得以沐浴在阳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于提醒世人，在于检视体制，避免它驯化我们的灵魂、剥夺灵魂的意义。我深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透过创作故事，关于生死、爱情、让人感动落泪、恐惧颤抖或开怀大笑的故事，让人们意识到每个灵魂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这就是我们为何日复一日，如此严肃编织小说的原因。
我九十岁的父亲去年过世。他是位退休老师和兼职的和尚。当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书时，被强制征召到中国打仗。
身为战后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坛非常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原因，他说他是在为所有死于战争的人们祈祷，无论是战友或敌人。看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环绕着死亡的阴影。
我父亲过世了，带走那些我永远无法尽知的记忆。但环绕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阴影却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从他身上继承的少数东西之一，却也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们传达一个讯息。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
请花些时间思考这点：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特而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想对你们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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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
村上春樹（1949年1月12日－），日本小說家、美國文學翻譯家。29歲開始寫作，第一部作品《聽風的歌》即獲得日本群像新人賞，1987年第五部長篇小說《挪威的森林》在日本暢銷四百萬冊，廣泛引起「村上現象」。村上春樹的作品展現寫作風格深受歐美作家影響的輕盈基調，少有日本戰後陰鬱沈重的文字氣息。被稱作第一個純正的「二戰後時期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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