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和格鲁戈回到酒桌时，巧逢以前的经理来聚会，看见我和格鲁戈，亲热得不得了。一把就把我们两人拦在怀里，又是拍后背，又是贴脸。
前经理是马拉松爱好者，年轻时在一次马拉松比赛中得过很好的名次。据说在苏比列湖畔有一个老奶奶宾馆 (Grandma Hotel)，一面墙就是一幅她的巨幅照片。有几位上了年纪的同事恭维她曾经是一个美人儿。
时间真是不饶人，现在这位昔日黄花真的称不上美人了。虽然从背影上看去风韵犹存，依然是风吹杨柳，引人遐思，脸上厚厚的皱纹，就像鳄鱼的皮。她在公司三十年了，很在意做一些花里胡哨的文章，职位一直上升。那些老一代的工程师私下称她“社交蝴蝶 (social butterfly)”。这只老蝴蝶和我们酒桌的人亲热了一番后，从侍者那里拿了一杯葡萄酒，就轻轻地飘到了副总的桌席。一手举着酒杯，一手摊开，很放松地靠在了副总的身边。副总的脸上马上堆满了笑容。
老蝴蝶一个人在的时候，总是露出一副和年龄很不相称的老态，不知是工作过度，还是纵欲过度的结果。
飞利浦是公司的老职员，他的妻子是印第安人，了解很多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和美国对印第安人的不公平政策。评价到公司的上层，他说：“你千万要不指望这些人公平，他们既没有技术，又没有人品。”其实世界上的人，本质上是一样的。公平是建立在力量抗衡的基础上的。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穷人也好，富人也好，人的最大差别就是思想的差别 (Mind Set)。不是某个人伟大，也不会有某个人发善心。印第安人象美国的黑人一样，也有过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以至于和政府之间殊死的搏斗。才有今天看似倾斜的政策。
飞利浦也有很多故事，他很好吃。但因为生在美国，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自然对食物的鉴赏也有限，只能算上一个“广食家”，不能算“美食家”。说起吃的，生在中国是一种福气。食品是我们的祖先遗留给世界的最伟大遗产。只是这一点，就足以引以自豪。
格鲁戈还在旁若无人地谈他的冰钓经历。格鲁戈常年在水上，即使是冬天也不例外。他拥有一个移动板房，里面有床和冰箱，四个人住在里面并不拥挤，比二战时海军士兵的卧室宽敞的多了。房中的一间有一个洞接着湖面，他们就在那一间钓鱼，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在湖上开冰洞使用电钻，大功率的钻一分钟就可以钻一个洞。湖上的冰极厚，可以跑卡车。
冬天冰上是格鲁戈们的乐园。孩子和大人聚集在一起，开着卡车，周末就到冰屋里去了。打开移动板房的取暖器，就是一个家。通常是成箱的啤酒拉到板房里，大家尽情地聊天，饮酒。
孩子们在板房的床上嬉闹着，一阵枕头大战，打得满地鸭毛，大家谁也不介意，只是哈哈大笑。哥哥把妹妹倒悬放在床边，妹妹的头发即刻就像拖把一样垂到了地上。身上的衣服也倒着翻卷下来，露出了肚脐眼——这是格鲁戈的一幅照片。
格鲁戈有一个数码相机，因此就有了很多湖光山色的照片。夏日的大部分时间里，格鲁戈都是在湖上度过的。夜里清风拂面，树影婆娑，几个朋友在游艇上，任凭思绪随脚下的湖水流淌不息。真是值得回忆的事情。
朋友中也有酒德不好的，酒后流露出平时掖藏着的粗野。有时会有警察出现在湖面，旋转的警灯和凄厉的警笛撕破了夜的宁静——又有人打架了。
冬日湖面的聚会迎接朝阳，送走晚霞，一直到深夜。直到大家都疲倦不堪，各自回到自己的床上。板房外偶尔会有狂风肆虐，吹动着积雪在空中飞舞，伴随着远方的狼嚎声。这时的人们已经在一天的狂欢后，进入了梦乡。风吹林木的涛声，伴随着人们的鼾声，奏起了美妙的生命进行曲。
格鲁戈讲话的时候，侍者给每个人添了添水。酒桌边上不算远的地方，有一台游戏机，几个台球桌。大家的兴趣不在游戏上。一个矮个子的男人，不知来之什么地方，在玩游戏机。那人剃了个光头。后脑勺上有一撮黑毛，像是一条猪尾巴。不像是清朝的辫子，很短，直到脖子的上端。两臂的上端是黑色的纹身，花纹看不清楚。和他一起玩的是一个苗条的女孩子。那女孩子不时地过去抱抱那个男人，那男人就把女孩紧紧地搂在怀里。女孩个子很高，就弯下头，亲那男人的光头。他们玩一回游戏，亲上一阵。一遍又一遍，就像酒店的曲子，几个小时，就没换过。
天色已经很晚了，夜色从镶嵌在老木桩的窗户玻璃里透了进来。阳光退去后，桌上的烛光更加柔和。桌上的话题从格鲁戈的冰钓转到了卡欧。
卡欧的孩子是一个艺术家，前一阵子跟着一个师傅学做艺术品。就是收集一些老钟表，把零件拆开，镶嵌在手链上，卖给商店。最近他找到了一份到日本教书的工作。卡欧的最大的担心就是孩子在日本遇上一个姑娘，从此定居日本不再回家。儿子走了，没人剪草坪了。这几天，卡欧总是在唠叨。
卡欧爱好高尔夫球，是一个俱乐部成员。据说会员费并不贵，每年只有三百元左右。俱乐部常举行活动，卡欧可以赢一些奖品，基本上会员费就赢回来了。
卡欧的家族是二战时移民。战争破坏了卡欧的家庭，老挝的贵族就像撒在尘土里的贵妇人项链上的珠子，失去了所有的荣耀，似乎是再也没有出头之日。
卡欧小时候爱好水彩画，就像中国古代仕女图的那种。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在饭店里挂着一幅青牛图。一牧童坐在清牛上，横吹短笛。卡鸥说他小时曾经想过那样一种田园生活。卡欧说他一生中爱过三位美丽的姑娘。其中一位是一位法国姑娘，有一头金发，蓝色的眼睛。姑娘很喜欢她，他们经常在一起。卡欧读过许多法国作品，就是在那个时期。卡欧和姑娘经常交换书看。那位姑娘还让卡欧摸过她美丽的脖子。那年卡欧十七岁，那姑娘大他十岁。
卡欧在长相上很像我们中国人。有几次都被当作中国人。有一次在公司的走廊上，我和卡欧商量工作上的事。我们的一位同胞因为我讲英语而责怪我们，竟没有发现卡欧不是中国人。
卡欧赞成大中国的理念，认为老挝、越南、日本和朝鲜皆中国也，同文同种，文字和生活习惯都是从中国传承过去的。我也不知他是真的这样想的还是为了讨好我。我却是记得有一位北朝鲜人，其父亲是一个中国通，一位汉学教授。有一天他问我“春节快乐”这几个字怎么写。我随手写了，他说不对。后来我才搞明白，他学的是繁体字。我一时想不起来，被他嘲笑一番。卡欧每天从家里带饭吃，大部分时间里，吃的是面条和米粉。老挝也是一个专制国家。卡欧对专制政权从心里反感。世界上的专制政权大致都一样，那就是控制人民的行为和思想。
专制政府从来都不承认剥夺了人民的自由。一位南朝鲜的人说得好，专制国家人民的自由，就像监狱里犯人的自由——就是在监狱指定的那间号子里自由的行动，只要不出那间号子，犯人有充分的自由。卡欧自出来后再也不想回老挝。
有一回谈论中国。我说中国不是这样，曾经有过相对的平等时期。我做了一个手势，把两只手搭成一个山的形状，再两手指尖相接，拉成一个平面，然后，再恢复到一个山的形状。我笑着对他们说，中国经过改朝换代，在朝代更替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过渡性的平等。
美国人麦克点头表示赞同，说在理论上是成立的。香港小姐塞拉不赞成。坚称中国从来都没有过平等。其态度不容分辨。大家对近来google退出中国表示了兴趣。
我最近在看一本美国版的描写义和团的书。书上描写了义和团运动的大致过程，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的一本书。双方的观点我都看了，各有各的想法。义和团运动真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我们真的是闭关自守太久，对世界没有一点理解，更没有沟通。敌对双方不仅仅是没有沟通，从民间的宣传上看，中国人根本上就没有把对方看作人类。更谈不上双赢。
美国人看待中国人，也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在菜市场，看到一个美国老太太。这老太太搀扶着一个老头，穿着一条立裆很短的裤子，裸露着大半个屁股。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两位是下流胚。这位老太太看到我买的蔬菜，口中念念有词，她在说：“狗食”!!! 我很愤怒看着她，她开始时瞪着三角眼看我，后来在我的怒视中，终于低下了头，在胸前划着十字架。我不知道是怎样的诅咒。
一本吕留良案件记录了一段大清国的文字狱的历史。中国的历代专制政府都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控制，让中国不了解世界，世界不了解中国。事实上，意识形态上的求同存异，比争论那种意识形态正确更重要。增加交流和了解，比争霸更重要。人类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宽容。
思想的禁锢和闭关自守，必然和世界势成水火。意识形态也有其能量特征。思想和文化的阻塞，就像长江三峡大坝，不但需要很高的维持费，水势高了必然一泻千里，无法阻挡，酿成大灾。李冰父子主张治水在疏导，不再堵塞，意识形态的控制已是如此。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阳光、空气、湖光山色，真是尽善尽美。而人类能学会感恩上苍，享受自然，尊重自然还不是一件容易事。我们经常在明媚的阳光里，在花香的弥漫中，深陷在苦大仇深中，痛苦不堪。实在是一种病态。人类和平来之不易，摒弃一切仇恨才是正途。世界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我们每天都在开创历史。
靠，又绕进这是是非非的漩涡里来了，真是不可救药。坏了我一夜雅兴。一时间又神游回到那天边古国，但见：
乌云翻滚风怒号，罪海情渊鬼呼叫。
佳人飞身入波涛，壮士利刃剿魔曹。
煤黑哀怨卧病疮，烈女自焚倒塌房。
枕边啸啸剑匣响，怒气沉沉暗神伤。
中国的现实究竟是怎样，我真的不了解吗？罢了，罢了。已经是身在异乡为异客，当挥利剑斩断这千丝万缕的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