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7日

(转载)一场中庸、妥协的温和革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一场中庸、妥协的温和革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作者:杨光

更新时间:10/7/2011 9:29:29 AM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颠覆清廷,终结帝制,创立中华民国。在实行了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中国,在“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政治文化氛围之中,辛亥革命带来了一系列超越历史底线的巨大政治变化。巨大的变化要求人们用很长的时间去适应,用很大的努力去消化,用很多的工作去配套。革命之后的中国需要一个漫长的政治建设过程,需要完成十分复杂、非常困难的政治系统工程。然而,当时的人们及其“革命后代”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包括革命者在内,谁都没有做好面对这场革命的准备。对于革命将要造成的政治变迁,将要成就的历史功业,人们并没有清晰的认识。革命胜利之后,人们还完全没有适应刚刚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却转而追求更大、更多的革命性变化。革命之后的继续革命使得原先的革命被埋没,这似乎是辛亥革命的宿命。

继续革命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突然爆发而又匆匆结束的辛亥革命从来就不是一场令人满意的革命。人们似乎全都对这场革命的结局感到失望,但失望的原因各有不同:大清皇室、宗社党人不用说,他们虽然受到了民国的“优待”,无疑仍然是辛亥那一年最沮丧、最落魄、最惨痛的一群人;立宪派人士、前清谘议局的议员们,他们虽然搭上了共和革命的末班车,但事前未能以和平改良消弭暴力革命,事后眼见英国式虚君共和梦想从此落空,这诚然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来自青洪帮、哥老会、洪江会的昔日革命兄弟,他们未能登堂入室排座次、坐交椅、有福共享、大富大贵,对革命党人如此不讲义气感到十分愤恨;而最关键的是,因为内外交困,有兵无饷,处境窘迫,孙中山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革命党人其实也很失望,失望的程度或许并不亚于立宪派;因为被革命党穿了小鞋,不得不受“临时约法”的窝囊气,又因为被革命所切断的地方忠诚无法恢复,共和政府的中央权威远远比不上腐朽衰败的清政府,袁大总统其实也很恼火、很无奈。

人人都失望的革命,人人都不满的政局,是不大容易维持下去的。“中国的先进分子”——这个词组通常指称那些政治激进人士——因这场革命的胜利才获得了合法的政治空间,却在革命胜利之后不久就开始对这场革命痛加责难。而随着掌权的袁世凯及其北洋派与失势的革命党人关系破裂,议会政治迅速走向穷途末路,宪政运动遭受连续不断的重大挫折,几乎所有的进步人士都公开表达了他们对辛亥革命的抱怨。

孙中山说它“尚未成功”,毛泽东说它“终于失败”,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与俄国十月革命大获成功的外来刺激相汇合,便无可救药地转化为继续革命、激烈革命、彻底革命的政治潮流。与俄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似乎不仅失败了,也早就“落后”了,“老土”了,不值一提了,足以让“中国的先进分子”自惭形秽,愧不如人了。



然而,一百年过去,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其实辛亥革命的果实相当坚固、非常结实。这革命果实已经成为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公共生活的基石之一,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所“窃取”。

革命之后不久,经过了悲剧式的袁世凯称帝、闹剧式的张勋复辟的回踩确认,人们发现,满清皇室和传统帝制确实已经在那场革命中走完了全程、进入了历史。它们从此一去不复返,这一点已经铁板钉钉、无可变更。此后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哪怕在亿万愚民山呼万岁的举国狂欢中,哪怕是不可一世、无法无天的极权独裁者,也不敢再有正式称帝的非分之想。不是不想,是知其不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而在辛亥革命中匆忙诞生的那个先天不足、后天受损的中华民国,虽然在不久后的激进革命洪流中痛失中国大陆,却也并未消亡,仍然顽强屹立于海峡对岸的台湾岛上。更重要的是,中华民国的政治理想与制度追求,在革命激情早已消退的百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没有过时。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乃是一场颇为成功的革命。它的成就不容低估。表面看起来,模仿苏俄革命的1927年的国民党革命、1949年的共产党革命都要比辛亥革命更“彻底”、更“不妥协”,也更加“成功”:北伐战争结束了军阀统治,建立了专制党国:“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政府,建立了极权制度。不过,“彻底”只是相对的,北伐革命所实现的南北统一并不牢靠,它转瞬即逝、得而复失;共产党革命所追求的共产乌托邦则被实践无情证伪,已经被不体面地悄然抛弃。与这两场后来居上的更“彻底”、更“成功”的血腥革命相比,反倒是一直以“有名无实”、“不彻底”、“妥协”而闻名的颇为温柔的辛亥革命,其果实保留得更加完整,其理想传承得更加忠实。我们得说,以长久效果论,妥协革命并不一定逊于“彻底革命”。



中国是有所谓“光荣革命传统”的国家,但辛亥革命迥异于既往的“革命传统”:

第一,以往的革命大都经年累月,拖沓漫长,而辛亥革命从1911年10月10日首义发动,到1912年1月1日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总共历时不过4个月,因革命时间很短,对经济基础的破坏、对国计民生的损害相对较小。

第二,以往的革命大都以农村、农民为主(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绝不是毛泽东首创,而是中国革命传统的一部分,只是第三国际不懂而已),而辛亥革命局限于大中城市,是中国唯一的一次纯粹城市革命,革命中乡村秩序未受破坏,阿Q们未曾得到革命的机会。

第三,以往的革命大都以文化素质极低的游民、灾民、“流寇”、“盗贼”和“神道设教”的秘密宗教、秘密会党成员为主力,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李闯、太平天国均如此,而辛亥革命的主力则是教育程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准的新军将士。

第四,以往的革命非常残酷,杀伐过重,不但双方的武装人员相互杀戮,甚至不乏烧街市、屠平民、坑降卒等暴行,有的革命竟造成我国人口减半的惨祸(毛泽东在莫斯科说中国不怕核战争、人口可以死一半,此疯言狂语并非无因,倒是有历史依据的),而辛亥革命的双方则相对克制,全国并无激烈战事发生,“停战”是那场革命的关键词之一。冯国璋火烧汉口在清政府内部引发了强烈不满和反弹,武昌革命军屠杀满族妇孺亦在黎元洪出任都督后遭到严厉禁止,说明革命的双方在面对敌人时仍有遵守文明准则、反对残忍暴行的道德愿望,这在其他的中国革命中不为多见,尤其在此后残忍暴虐的共产党革命中几乎绝迹。

第五,以往的革命大都以成王败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告终,失败者即使放弃抵抗也难免人头落地,而辛亥革命主要是在谈判桌上进行,其最终结局亦以契约形式确定,“反革命”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前清官员、北洋军人、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人一起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公民,而革命的敌人清室则受到了共和国的优待,尊号不废,岁用四百万元,“宗庙陵寝,永远奉祀”,这是对清廷和平交权的报偿,也是政治文明的表征。事实上,作为契约的一方,清廷也可算作是辛亥革命的参与方。

所以,辛亥革命是一场中庸、妥协的温和革命。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功,之所以所有人都在革命中未获全胜、也未获全败以至人人都可接受革命、却人人都对革命不太满意,之所以革命体现出浓郁的中庸、妥协特征,此三者,出于一个共同的原因:立宪派参与了、并且改变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和轨迹。

清末立宪派既是传统儒家观念的继承者,又是西方宪政新知的传播者,因为这一双面特征,他们在政治上既是保守的,又是进取的,所以他们是天生的中庸阶层:对激进派,他们训之以保守主义,对顽固派,他们导之以进取精神;他们曾经诋毁皇室、痛骂政府,但那是恨铁不成钢,而不是呼唤革命;他们转而赞成共和,但仍然反对穷追猛打、一往无前。他们又是天生的妥协派,对清政府让步妥协,对革命党也让步妥协——之所以让步妥协,是为了减缓对抗,削弱敌意,制止杀伐,让暴力破坏适可而止。

清末各省谘议局的成立、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使得立宪派成为舆论界、知识界和上流社会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成为一支可以相互策应的、有着松散组织的团体力量。武昌起义之所以完全不同于黄花岗起义,得以在一个多月里波及15个省份,就是因为有各省立宪派的普遍参与。立宪派的普遍参与使得革命暴力的烈度大为降低,也使得革命的方向和结局大为改变。以“议和”而非“北伐”结束革命,以“拥袁”而非“拥孙”走向共和,这几乎完全是立宪派的思路,出于张謇、赵凤昌们的主张,以至时人戏称赵凤昌为“民国产婆”。

立宪派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甚至“篡夺”了辛亥革命?一直以来,总有人指责立宪派是反革命,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辛亥革命之前,立宪派人士确实以反对革命为基本政治立场。不过,立宪派对清政府腐朽无能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在事实上构成了对革命党的强大助力。有人戏称梁启超是革命党的“宣传部长”,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一直以来,也有人总是攻击立宪派“投机革命”并“与革命党争夺政权”,说“投机革命”是因为一向反对革命的立宪派精英在武昌首义之后几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汤化龙开始,几乎无一省革命没有立宪派领袖的直接参与和大力赞助。若将此突然的转变称为“投机”亦无不可,但此种“投机”却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革命速胜,结束乱局,恢复安定。至于“争夺政权”则多为污蔑不实之词,汤化龙、谭延闿、汤寿潜这些人加入省级革命政权均系革命军推举,有的还是革命军强拉入伙,以充门面,张謇、汤寿潜等人加入南京临时政府更是孙中山诚意相邀,与“争夺政权”毫无关系。

辛亥革命由谁领导?标准答案是:孙中山先生领导。这说法也对也不对。若说是孙先生领导,恐怕也只是旗号上、名义上领导,否则孙先生何以事后埋怨“党魁则等于傀儡”?休论革命党内小团体众多、派系复杂,孙中山并无统一领导全体党人之能力(比如光复会一向反孙,发动武昌首义的共进会、文学社也未必服从孙领导),即使孙中山可以领导全体党人,他又如何领导对革命局势同样举足轻重、或者更加举足轻重的立宪派人士?再者,若真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大概不会呈现出那样一副温和的面貌,也不会成功得那么快捷,而尤其是不会以那样一种中庸的方式,产生那样一种妥协的结局。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若按以上毛氏名言,辛亥革命简直就算不上一场革命。

毛泽东还说,辛亥革命的弊病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由此导致了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在他看来,这正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然而,以一百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得说:辛亥革命的最大优点,也是它最值得后人缅怀纪念之处,或许正是它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因为“彻底革命”是幻想,是一种乌托邦狂热病,而不妥协则意味着无休止的斗争、血腥的仇恨。

迄今为止,不彻底的、妥协的辛亥革命倒是仍然留给我们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遗产,供我们继续享用,而辛亥革命之后陆续发生的那些貌似“彻底”且死不肯妥协的所谓革命,却只是让中国人民内斗了大半个世纪,死伤无数,破坏无数,留给后人的,除了生命财产的巨额负债,只有对丑恶暴行的惨痛记忆。

2011-9-30

(转载)北方辛亥人物 - 丁佛言

(转载)北方辛亥人物 - 丁佛言

摘自:辛亥革命中的龙口名士
时间:2011-03-04 14:10 来源:中国台湾网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111&postID=11997

  丁佛言(1878~1931),原名世峄,初字桐生、息斋、芙缘,号迈钝,别号黄人、松游庵主、还仓室主,龙口市(旧称黄县)宋家疃人。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书法家、古文字学家。

  丁佛言幼年聪颖好学,19岁为县庠生,补廪膳生。1904年入济南师范学堂读书。1905年官费去日本留学,入东京政法学堂学习。1907年学成归国。1909年在山东政法学堂执教。翌年当选山东咨议局议员。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丁佛言与徐镜心、丁惟汾等谋促山东独立,当选为“各界联合会”秘书长。中华民国成立后,丁佛言当选为国会议员。1913年被推举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先后任审查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主编《中华杂志》,撰文针砭时政,反对专制,深得好评,但却为袁世凯所忌恨。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丁佛言再次任议员职,后任总统府秘书长。时府院不和,黎(元洪)、段(祺瑞)交恶。丁佛言就任后,极力谋求黎、段合作,未获结果。丁深感自己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几经权衡之后,决心辞职。1917年7月张勋复辟,丁佛言赴上海拜访孙中山,去南方游说,力促恢复国会,继续制宪。他认为若早制定宪法,则军阀政客难以肆虐。1918年旧国会恢复,丁佛言再次赴会。是时,有人提议设机制酒税。他对此议极为反感,认为当时国内机制酒厂仅数家,势单力薄,设此税后,不利于民族工业振兴,也将影响抵制外酒。丁力争数次,屡陈利弊,始得允准,使国内几家机制酒厂解脱了重扼。北京双合盛总经理郝跻卿感激丁佛言的仗义执信,嘱黄县籍经理王禹川多次以5万元的酬金相赠。丁坚辞不受,正色道:“我是为民族工业着想,并不出于私谊。”1924年8月21日因抵制曹馄贿选入狱而不屈,3月后出狱返籍,1930年初任国民大学文字学教授。

  丁佛言在从政外,不倦治学治书艺,40岁后取号迈钝,书艺日臻成熟。书法师承前人,法古而不泥于古。四体皆工,甲骨、钟鼎造诣尤深,冠绝一时,时有“南吴(昌硕)北丁”之称。丁精于研究古文字的形、声、义。由许慎的《说文部首》入手,参考古籀,探求古人造字词义。其撰写的《说文古籀补补》等著述,对文字的考释与对疑义的辩证承前启后,为研究古文字学开创了新局面。其著述还有《续字说》、《说文部首启明》、《说文抉微》、《松游庵印谱》等20余种,近百万言,但多未付梓。

  丁佛言晚年虽称不介入政争、不谈革命,但无时不为国家前途、民族兴衰而耽忧。1931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时年53岁。

(转载)北方辛亥领导人——徐镜心

(转载)辛亥革命北方领导人——徐镜心 2011-11-03 05:00:54

时间:2011-06-28 16:49   来源:辛亥革命网

  徐镜心,名文衡,字子鉴,学名镜心。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黄山馆镇馆前后徐家村人。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冬月初二日)生于一书香门第,他自幼勤奋好学,熟读经史,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之才。20岁时年考中秀才并被补为县学廪生。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北洋海军覆没,邓世昌战死。徐镜心目睹清廷之腐败,立志要改革中国政治,谋求国家富强。

  1901年就读于烟台毓材学堂,结识了日本籍的《芝罘日报》记者仓谷箕藏。1902年转入济南高等学堂深造。1903年春,徐镜心东渡日本,先入弘文书院补习日文,再入早稻田大学法政科学习,眼界大开。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结束了欧美宣传活动到达东京,徐镜心在张继的引见下与孙中山见面,孙中山感觉徐镜心不仅革命意志坚定,气度豪迈,而且富有才干,很是欣赏。7月30日,孙中山先生召集70余人召开的同盟会筹备会上,徐镜心作为山东第一人率先入会,在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上,被中山先生委任为同盟会山东分会首任主盟人兼北部支部负责人。11月,日本政府发布了《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禁止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徐镜心遂与山东同盟会员谢鸿焘、陈命官等一起回国。

  1906年春,徐镜心回烟台领导创办东牟公学、明新学堂和坤元女校,自编了许多革命歌曲,亲自登台教学生演唱,在学校悬挂自制的五色旗。在烟台秘密创设同盟会机关部,积极开展组织发动和革命宣传活动,以“凌厉无前”的气势迅速将组织发展到济南、青岛、诸城、蓝村、高密、惠民等地;5月,山东巡抚杨士骧派人暗中侦察徐镜心的东牟公学,6月徐镜心径直到济南抚院提学使公寓面见提学使连甲,大讲新政于国于民的稗益,连甲对他极为钦佩,抚院上下皆知徐镜心为同盟会员而不敢加害。7月徐镜心离开济南到莱州沙河镇珍珠村,说服当地富户邱金相出巨资二万元做同盟会活动经费。

  基于“辽东为满洲根本,覆满必先撼其根”的战略考虑,同盟会总部委派徐镜心到关外运作革命。1906年秋,徐镜心到沈阳任《盛京时报》主笔,宣传革命思想。1907年春与宋教仁创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他多次冒险进入深山老林,会晤著名的绿林枭雄,争取“马贼”扩充革命力量,又与张继漫游各地,讲演主义。1907年6月间,孙中山先生领导惠州起义的消息传来,徐镜心、宋教仁决定起义响应,以期“南北交攻”,合力推翻清王朝,他们创办了“木植公司”作为秘密联络机关。徐镜心还不辞辛劳,奔走于东三省的军政界,负责联络和组织工作,同时成立“奉天联合急进会”等秘密组织,加紧实施东北义举。1908年春夏,清廷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命令捕捉徐镜心等,他潜赴延吉,暂时在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幕下担任垦务委员。

  1910年秋,徐镜心以母病回家乡黄县,创立了黄县农会,确立革命基础。1911年夏,徐镜心到济南创办戏曲改良社,拟订山东独立计划;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传檄山东,要求山东人民“速举义旗,右我鄂军,西发临清扼南北之咽喉,北出渤海攻塘沽之险隘,直捣巢穴,复汉官之威仪,建共和之民国”;11月5日,在徐镜心的号召和组织下,济南各校学生及各界倾向革命的人们数千人聚集在省咨议局开会,会议宣布成立“山东各界联合会(会长夏莲居)”,徐镜心等革命党人将事先拟订的《山东独立大纲》提交大会宣布,并要求成立临时政府;11月13日,联合会按计划举行宣告山东独立大会,山东巡抚孙宝琦应邀参加,但孙宝琦、夏莲居等旧官僚纷纷称病表示不愿独立,由于封建顽固势力和妥协势力的强力干涉和阻挠,导致山东独立十几天后失败。

  1911年11月19日,徐镜心被迫离济由青岛乘船去上海军政府请教方略。11月24日徐镜心与陈其美组织“中华民国共和急进会”,以联络同志。30日召开山东旅沪同乡会,请求沪军派军舰北上以扼北洋军运输通道,并联络北方各分部及电请青岛刘冠三合力西征,计划先据烟台,再取登州(蓬莱),后西图济南,进而戡定山东全省。12月4日乘船回青岛,6日回烟台,此时孙宝琦向清廷宣布取消独立,济南局势日趋恶化。

  徐镜心遂决定从军事着手强力推进革命,任“北部共和急进会”会长,筹划募兵购械,派崔士杰、徐镜古分赴蓬莱、黄县募款,但“烟台军政府”总司令王传炯排斥徐镜心阻碍革命,扬言要处决徐镜心,反动势力猖獗,活动一度受挫。1912年1月5日徐镜心赴大连,将急进会总部迁至关东,组织武装促山东独立,决定了先“光复登州、再取莱州、后图济南”的行动方案。1月15日凌晨,徐镜心指挥革命党人里应外合,一举光复登州,成立了登州军政府,为了团结内部共同对敌,徐镜心力辞众人之请,推举率东北武装一起前来光复登州的连承基为军政府都督兼总司令,自任参谋长。1月17日黄县光复,18日文登、荣成也宣布独立,清军玉振混成协来攻,徐镜心率民军鏖战;2月7日黄县被清兵围困,在烟台的山东都督胡瑛并不出兵救援,11日黄县失陷,徐镜心退往登州。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南北议和告成,在烟台同志公推徐镜心去济南,4月同各县代表重新选举议员,成立山东临时省议会,徐镜心任副议长,并重新设立山东同盟会支部,徐镜心仍被选举为会长。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徐镜心当选为山东支部理事长,他力辞济南道、日本留学监督等职,任“大同会”副会长,致力创办实业。9月孙中山先生途径山东作短暂停留,在济南、青岛两地进行演讲宣传活动,并游览了崂山,徐镜心全程陪同。12月,山东徐镜心、丁佛言等十一人当选为国会议员。1913年1月徐镜心赴北京就职国会参议院议员,利用合法身份和手段面见袁世凯,言“总统者公仆也”,袁世凯派心腹示意委任其为甘肃都督,他不为所动。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22日身亡,4月真相大白。徐镜心在参议院首倡弹劾袁世凯,要求查办主持杀害宋教仁的国务总理赵秉均,袁世凯指使日本法学家有贺长雄鼓吹中国不适于搞共和政体,必须集权于袁世凯一人的谬论,徐镜心在《顺天时报》上发表著名《驳有贺长雄共和宪法持久策》一文痛斥袁世凯倒行逆施;7月“二次革命”爆发,不久即失败,袁世凯在日本支持下,策划复辟帝制,进行非法大借款。10月3日徐镜心在《泰东日报》上发表《袁政府违法借款之铁证宣言》予以揭露,并结识东北绿林侠客,密谋刺杀袁世凯;11月4日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勒令撤消国民党员中的议员资格,解散国民党,徐镜心寓居绒线胡同,表示要在北京继续进行倒袁,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3月4日指示军法处密造伪证将徐镜心从《顺天时报》馆职员住所逮捕入狱,然犹惜其才,图谋为自己所用,千方百计进行引诱,软硬兼施,最后严刑拷掠十余次,铁丝穿骨悬梁、腋下燃烛炽烧,“五刑备至”,但徐镜心毫不动摇、坚贞不屈,革命党人多方营救未成。4月14日凌晨,徐镜心在北京被杀害,时年四十岁,身后清贫如洗,遗体由山东旅京同乡会会长周健龙偕丁佛言、仓谷箕藏收敛。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下令恢复国会,徐镜心长子徐焕章将烈士遗体运回黄县原籍安葬。1936年6月24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旌褒山东辛亥革命烈士的决议》,追赠徐镜心为陆军上将,遗骸由原籍迁葬济南千佛山,为首墓。


  徐镜心英武好学,才气纵横,勇于敢为,一身正气,是激进的革命勇士。他博学兵法,研究战术,以期振军强国,对力促山东独立、开创东北革命和加速清帝退位居功甚伟,他是坚决维护宪政,主张武力讨袁的杰出代表。他被袁世凯逮捕后坚贞不屈,气慨凛然,英勇就义,孙中山先生常在革命同志中赞誉其与宋教仁为“南宋北徐”。

  徐镜心,名文衡,字子鉴,学名镜心。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黄山馆镇馆前后徐家村人。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冬月初二日)生于一书香门第,他自幼勤奋好学,熟读经史,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之才。20岁时年考中秀才并被补为县学廪生。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北洋海军覆没,邓世昌战死。徐镜心目睹清廷之腐败,立志要改革中国政治,谋求国家富强。

  1901年就读于烟台毓材学堂,结识了日本籍的《芝罘日报》记者仓谷箕藏。1902年转入济南高等学堂深造。1903年春,徐镜心东渡日本,先入弘文书院补习日文,再入早稻田大学法政科学习,眼界大开。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结束了欧美宣传活动到达东京,徐镜心在张继的引见下与孙中山见面,孙中山感觉徐镜心不仅革命意志坚定,气度豪迈,而且富有才干,很是欣赏。7月30日,孙中山先生召集70余人召开的同盟会筹备会上,徐镜心作为山东第一人率先入会,在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上,被中山先生委任为同盟会山东分会首任主盟人兼北部支部负责人。11月,日本政府发布了《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禁止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徐镜心遂与山东同盟会员谢鸿焘、陈命官等一起回国。

  1906年春,徐镜心回烟台领导创办东牟公学、明新学堂和坤元女校,自编了许多革命歌曲,亲自登台教学生演唱,在学校悬挂自制的五色旗。在烟台秘密创设同盟会机关部,积极开展组织发动和革命宣传活动,以“凌厉无前”的气势迅速将组织发展到济南、青岛、诸城、蓝村、高密、惠民等地;5月,山东巡抚杨士骧派人暗中侦察徐镜心的东牟公学,6月徐镜心径直到济南抚院提学使公寓面见提学使连甲,大讲新政于国于民的稗益,连甲对他极为钦佩,抚院上下皆知徐镜心为同盟会员而不敢加害。7月徐镜心离开济南到莱州沙河镇珍珠村,说服当地富户邱金相出巨资二万元做同盟会活动经费。

  基于“辽东为满洲根本,覆满必先撼其根”的战略考虑,同盟会总部委派徐镜心到关外运作革命。1906年秋,徐镜心到沈阳任《盛京时报》主笔,宣传革命思想。1907年春与宋教仁创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他多次冒险进入深山老林,会晤著名的绿林枭雄,争取“马贼”扩充革命力量,又与张继漫游各地,讲演主义。1907年6月间,孙中山先生领导惠州起义的消息传来,徐镜心、宋教仁决定起义响应,以期“南北交攻”,合力推翻清王朝,他们创办了“木植公司”作为秘密联络机关。徐镜心还不辞辛劳,奔走于东三省的军政界,负责联络和组织工作,同时成立“奉天联合急进会”等秘密组织,加紧实施东北义举。1908年春夏,清廷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命令捕捉徐镜心等,他潜赴延吉,暂时在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幕下担任垦务委员。

  1910年秋,徐镜心以母病回家乡黄县,创立了黄县农会,确立革命基础。1911年夏,徐镜心到济南创办戏曲改良社,拟订山东独立计划;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传檄山东,要求山东人民“速举义旗,右我鄂军,西发临清扼南北之咽喉,北出渤海攻塘沽之险隘,直捣巢穴,复汉官之威仪,建共和之民国”;11月5日,在徐镜心的号召和组织下,济南各校学生及各界倾向革命的人们数千人聚集在省咨议局开会,会议宣布成立“山东各界联合会(会长夏莲居)”,徐镜心等革命党人将事先拟订的《山东独立大纲》提交大会宣布,并要求成立临时政府;11月13日,联合会按计划举行宣告山东独立大会,山东巡抚孙宝琦应邀参加,但孙宝琦、夏莲居等旧官僚纷纷称病表示不愿独立,由于封建顽固势力和妥协势力的强力干涉和阻挠,导致山东独立十几天后失败。

  1911年11月19日,徐镜心被迫离济由青岛乘船去上海军政府请教方略。11月24日徐镜心与陈其美组织“中华民国共和急进会”,以联络同志。30日召开山东旅沪同乡会,请求沪军派军舰北上以扼北洋军运输通道,并联络北方各分部及电请青岛刘冠三合力西征,计划先据烟台,再取登州(蓬莱),后西图济南,进而戡定山东全省。12月4日乘船回青岛,6日回烟台,此时孙宝琦向清廷宣布取消独立,济南局势日趋恶化。

  徐镜心遂决定从军事着手强力推进革命,任“北部共和急进会”会长,筹划募兵购械,派崔士杰、徐镜古分赴蓬莱、黄县募款,但“烟台军政府”总司令王传炯排斥徐镜心阻碍革命,扬言要处决徐镜心,反动势力猖獗,活动一度受挫。1912年1月5日徐镜心赴大连,将急进会总部迁至关东,组织武装促山东独立,决定了先“光复登州、再取莱州、后图济南”的行动方案。1月15日凌晨,徐镜心指挥革命党人里应外合,一举光复登州,成立了登州军政府,为了团结内部共同对敌,徐镜心力辞众人之请,推举率东北武装一起前来光复登州的连承基为军政府都督兼总司令,自任参谋长。1月17日黄县光复,18日文登、荣成也宣布独立,清军玉振混成协来攻,徐镜心率民军鏖战;2月7日黄县被清兵围困,在烟台的山东都督胡瑛并不出兵救援,11日黄县失陷,徐镜心退往登州。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南北议和告成,在烟台同志公推徐镜心去济南,4月同各县代表重新选举议员,成立山东临时省议会,徐镜心任副议长,并重新设立山东同盟会支部,徐镜心仍被选举为会长。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徐镜心当选为山东支部理事长,他力辞济南道、日本留学监督等职,任“大同会”副会长,致力创办实业。9月孙中山先生途径山东作短暂停留,在济南、青岛两地进行演讲宣传活动,并游览了崂山,徐镜心全程陪同。12月,山东徐镜心、丁佛言等十一人当选为国会议员。1913年1月徐镜心赴北京就职国会参议院议员,利用合法身份和手段面见袁世凯,言“总统者公仆也”,袁世凯派心腹示意委任其为甘肃都督,他不为所动。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22日身亡,4月真相大白。徐镜心在参议院首倡弹劾袁世凯,要求查办主持杀害宋教仁的国务总理赵秉均,袁世凯指使日本法学家有贺长雄鼓吹中国不适于搞共和政体,必须集权于袁世凯一人的谬论,徐镜心在《顺天时报》上发表著名《驳有贺长雄共和宪法持久策》一文痛斥袁世凯倒行逆施;7月“二次革命”爆发,不久即失败,袁世凯在日本支持下,策划复辟帝制,进行非法大借款。10月3日徐镜心在《泰东日报》上发表《袁政府违法借款之铁证宣言》予以揭露,并结识东北绿林侠客,密谋刺杀袁世凯;11月4日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勒令撤消国民党员中的议员资格,解散国民党,徐镜心寓居绒线胡同,表示要在北京继续进行倒袁,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3月4日指示军法处密造伪证将徐镜心从《顺天时报》馆职员住所逮捕入狱,然犹惜其才,图谋为自己所用,千方百计进行引诱,软硬兼施,最后严刑拷掠十余次,铁丝穿骨悬梁、腋下燃烛炽烧,“五刑备至”,但徐镜心毫不动摇、坚贞不屈,革命党人多方营救未成。4月14日凌晨,徐镜心在北京被杀害,时年四十岁,身后清贫如洗,遗体由山东旅京同乡会会长周健龙偕丁佛言、仓谷箕藏收敛。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下令恢复国会,徐镜心长子徐焕章将烈士遗体运回黄县原籍安葬。1936年6月24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旌褒山东辛亥革命烈士的决议》,追赠徐镜心为陆军上将,遗骸由原籍迁葬济南千佛山,为首墓。

  徐镜心英武好学,才气纵横,勇于敢为,一身正气,是激进的革命勇士。他博学兵法,研究战术,以期振军强国,对力促山东独立、开创东北革命和加速清帝退位居功甚伟,他是坚决维护宪政,主张武力讨袁的杰出代表。他被袁世凯逮捕后坚贞不屈,气慨凛然,英勇就义,孙中山先生常在革命同志中赞誉其与宋教仁为“南宋北徐”。[编辑:杨笑]

摘自:辛亥革命中的龙口名士
时间:2011-03-04 14:10 来源:中国台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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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镜心(1873~1914),又名文衡,字子鉴,辛亥革命著名烈士。龙口市黄山馆后徐家村人。20岁考中凛膳生,后肄业于烟台统才学堂,1902年转入济南山东省立高等学堂。1903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稻田大学政治科学习法律。1905年8月20日与孙中山、黄兴等在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被委为山东主盟人。


  1906年春归国后,与谢鸿焘、胡瑛等在烟台创办东牟公学和瑞本女校,招收爱国青年,发展同盟会员,进行推翻帝制、创建民主共和的革命活动。1907年春赴奉天(沈阳),任《盛京时报》主笔。是年夏,徐锡麟、秋谨等革命志士被害,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北方同盟组织一直未能形成。徐镜心利用舆论阵地揭露清廷腐败,鼓吹革命,倡建共和,并与宋教仁等创建辽东支部,为东北武装斗争做了大量工作。


  1910年秋回里省亲,创办黄县农会,翌年夏去济南与刘冠三、杜佐辰创办戏曲改良社,进行革命活动。后回奉天发动东北武装举义,失利后潜回关里,在济南与丁惟汾、刘冠三、丁佛言等组织“各界联合会”,响应武昌起义。促成山东独立。1911年11月南下上海,与沪军都督陈其美议订山东战略。后由沪返烟,组建北方共和急进会,拟发兵西征未成,转大连。


  1912年1月15日,徐镜心在大连与连成基等率民军乘日轮光复登州(蓬莱)。17日发兵黄县,连克北马、龙口镇。孙中山令黄兴派沪军驰援。沪、鲁民军在黄县西南与清莱州总兵叶长盛部浴血奋战,对峙20天,后因沪军撤离。县城被攻陷,徐镜心等率民军撤回登州。

  清帝退位,南北议和。1912年3月,徐镜心去济南任参议会副议长。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徐被推选为山东支部理事长。年底当选为中华民国参议院议员。袁世凯曾以甘肃都督一职相诱,徐坚辞不就。1913年3月宋教仁被害,徐镜心响应孙中山号召,不避风险,在《泰东日报》发表《驳有贺长雄共和宪法持久策》、《袁政府违法借款之铁证宣言》等文,痛斥袁世凯倒行逆施,力逼追查凶手,以谢国人。袁世凯恨之入骨,1914年3月4日将其逮捕,严刑拷打10余次,终不可夺其志。4月13日凌晨,徐镜心慷慨就义,时年41岁。1936年6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追授徐镜心为陆军上将,进行国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