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作者：胡适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乡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有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钞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民国八年七月。
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
2007年6月19日
转载: 不能忘记的：文革时期女红卫兵故事
不能忘记的：文革时期女红卫兵故事
作者：XYZ
作者：XYZ
1，孙迪的故事
孙迪，男，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教员，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孙迪被打死时36岁。
孙迪是女子中学的教员。
笔者调查了北京的7所女子中学，发现在１９６６年夏天，7所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２名教员和３名校长，另有至少有３名教员和一名工友在被毒打后自杀身亡。这些女红卫兵还打死了一批校外居民。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位于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大街和西直门内大街的交会处。1949年以前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办的女子中学。1949年以后取消教会学校，改名为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取消了女子中学，这个学校改为男女合校，改名为北京157中学。
1966 年8月，第十女子中学像北京的其他中学一样，建立了红卫兵，对校长、教师实行暴力性“斗争”。第十女子中学的女校长名叫陶浩，被打得非常厉害。在“斗争会”上，陶校长的头发剃去半边，就是当时所称的“阴阳头”。陶浩被毒打。她的几个手指被打断，有一只手完全残废了。
红卫兵不但毒打校长，也“斗争”和毒打一般老师。目击者说，在第十女子中学的操场上，红卫兵包围了孙迪，用棒子和军用铜头皮带打他。当时正是盛夏，天气炎热。孙迪身上的衣服都被打烂打飞了。目击者看到铜头皮带打在孙迪几乎全赤裸的身体上，立刻呈现出一条一条的血印子。她说，她当时感到非常害怕，但是打人的红卫兵却看起来非常兴奋。
当天晚上，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孙迪被关在学校里。学校教学楼对面有一排平房。那里的几个小房间，当时被红卫兵专门用来关押和殴打折磨所谓“牛鬼蛇神”。该校的一名非红卫兵学生说，走过那里，就闻到浓重的血腥气味，很是可怕。
不知道那天夜里孙迪是否继续被打。那天夜里孙迪死在关他的小屋里。目击者说，在第二天上午看到孙迪的尸体被放在一个独轮车里推出来，推到校门外，被装上了一辆收尸体的大卡车，运往火葬场去了。
被访者中没有人记得孙迪被打死的确切日期。这是容易理解的。死亡发生在多年以前，而且，最主要的是，在当时的文革思想卷裹之下，很多人并没有把一个老师被打死当作一个重要的事件来记住。
笔者曾经写信给北京第157中学的校长，请求查阅学校的档案资料以发现孙迪的死亡日期。因为人死以后，要注销户口停发工资，所以学校会有记录。我也曾经得到别的学校的老师的帮助，从学校的档案记录中查到别的死难者的死亡日期。这是一件应该很容易而实际上也可能很困难的事情，取决于能查看学校档案记录的人是否愿意帮忙。在孙迪的案例中发生的是，我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也就是说，被拒绝了，虽然甚至没有人说一声“不行”。
被访者说，孙迪被打死的时间，是在红卫兵抄家打人掀起高潮的那几天。在北京，红卫兵打人高潮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这样推算，孙迪是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的，那是文革中最为血腥的时期之一。
孙迪是教师，在文革一开始，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就被毛泽东定义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成为文革的重点打击对象。另外，孙迪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从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人，当时被红卫兵称为“狗崽子”或者“浑蛋”，当时被视为理应受到侮辱欺负的人。
据当时该校的学生说，红卫兵毒打孙迪的时候，还说他是“流氓”。至于他究竟犯有什么“流氓行为”，并没有人提供过具体的罪证。文革前中学对男女关系方面的事情控制很严，如果孙迪有这方面的过错，应该早已经受到处分并被清除出教师队伍。但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恐怖气氛中，不但用残酷的手段折磨和处罚文革的对象，而且各种指控也常常相当随意。在打人的狂潮中，某几个红卫兵杀人性起，就可以用“流氓”的罪名把一个教员打死。
当时第十女子中学里有著名的“十三红”，是十三个红卫兵，以暴力和凶狠出名。她们的名字里都有个“红”字，其中有“继红”“卫红”“红虎”等等。她们都是共产党老干部的女儿，当时称作“革命干部子弟”。这是１９６６年夏天最为神气的一类人。这13个人不但把名字改成有“红”在其中以表明“革命性”，而且把头发剪得很短，腰里系着军用铜头皮带。这皮带既是军人服装的一部分，解下来就是很具杀伤力的打人凶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给他献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宋彬彬说了“要武嘛”，随后宋彬彬就把她的名字改为“宋要武”。红卫兵中也随此掀起过一阵改名风，改成一些有强烈文革色彩的名字。这十三个红卫兵不但把名字都改成带有“红”字，而且积极参加暴力行动。围绕孙迪毒打他致死的，就有这“十三红”。
当时在红卫兵中，有一些像“十三红”这样的以暴力出名的帮伙。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现在的北京朝阳区陈经纶中学），有一群女红卫兵当时给自己剃了光头，打人十分凶恶，被称作“光头党”，在京城里闻名一时。第四女子中学的生物老师齐惠芹在校中被活活打死。在北京第27中学，有四个初中的女红卫兵，“革命干部子弟”，因打人凶狠被称为“四阎王”。她们在学校里打死了初二的一个女同学。死者的姓名尚未查处。另一个应该注意到的事实是，“四阎王”这样的外号，在当时并不是当作贬义的说法所使用的。凶狠和残忍，当时被视作“革命性强”的表现，被视作荣耀。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地处北京西城区。这个中学不是一个 “革命干部子弟”很多的中学。比如，在初中三年级有八个班，“革命干部子弟”单独编班，只是八个班中的一个，也就是说，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革命干部子弟”。在文革前，干部子弟在学校受到优待，但是对他们在学习上和别的学生采用一样的标准，教师们在理论上也认为要平等对待所有的学生。文革开始后，“革命干部子弟”的地位变了。他们公然控诉学校领导给他们的特权不够，他们自称“自来红”，把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骂做“狗崽子”。这些“革命干部子弟”是１９６６年８月暴力迫害的主导力量。
实际上，不但在女十中，在北京的其他中学，在１９６６年红卫兵运动开始的时候，红卫兵的负责人都是由该校的高干子弟担任的。这种新权力结构表明了红卫兵运动在那一时期的性质。这些人也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暴行负有责任。但是，在文革的下一个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的身任高位的父亲也受到迫害。有的人被从原来的大住宅里赶出来，全家挤在又小又破的房子里。他们曾经使用于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残酷迫害手段，有的也被使用到他们自己的身上。最后他们也变得痛恨文革。但是对他们自己在文革早期所作的暴行却很少反省。没有听到有参与打死孙迪老师的红卫兵做过悔罪或者自我检讨。
当年该校的一名“革命干部子弟”学生说，“革命干部子弟”红卫兵在1966年的暴力行为，不但是文革影响的结果，也和他们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有一定关系。因为“革命干部”们一贯不讲究亲情而强调“革命”和“斗争”，他们的孩子们因此往往缺乏基本的人性教育而可能变得非常残忍。这是一个相当认真的反省。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红卫兵暴力的事实一直被隐瞒或者忽略，所以关于为什么中学生会成为暴力迫害的兴高采烈的执行者，还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红卫兵中间的骨干分子，可以当“红卫兵纠察队”成员。 “红卫兵纠察队” 中最早成立也最有影响的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在红卫兵暴行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女十中红卫兵是“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起者之一。这个学校初三年级有四个红卫兵当上了“西城区纠察队”的成员。其中之一曾经告诉她的同班同学说：她打人打得她自己“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文革之后，有人问这个打人太多以致“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的“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队员，她怎么能打人凶到这个程度。她回答了三条原因。第一，一开始也怕，后来认识到这是革命，需要有革命勇气，就努力打。第二，“西纠”别的人都打得很凶，如果自己要在其中待下去，就得一样打。第三，打人打上瘾了。
打孙迪是大白天在操场当着很多人的面打的。从这样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知道当时红卫兵把这样野蛮残忍的行为当作“革命行动”，他们根本不以为需要隐瞒。行凶打人者是在後来才开始隐瞒这些事情的。
一位当时的学生说，虽然她没有上过孙迪的课，但是在文革前见过他。在印象里，是一个圆脸，中等身材，白面书生模样的人。
女十中是女校。学生都是女生。那里的红卫兵也都是女的。一群十多岁的女红卫兵，把一个36岁的男老师，在操场上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活活打死，这是怎样的野蛮下流和残忍！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如果是男学生打死了老师就不是野蛮和下流。只是由于在我们的文明中，女性通常被教育得比较温和，所以，女中学生打死男老师，更加显出了文革的野蛮程度对文明的背离程度。
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多少年来一直还有一些红卫兵标榜他们当年的“理想主义”，却从来不提这样的暴行。掩盖这样丑恶的暴行，把这样的红卫兵的暴力行为称之为“理想主义”，世界上还有更大更明显的谎言吗？还有人把文革时代称之为“激情岁月”。杀人的狂热是否可以称之为“激情”呢？这是犯罪。
孙迪被害，在当时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发事故，不是例外事件，甚至也算不上极端事例。孙迪的死，只是１９６６年北京红卫兵的大量暴行中的一个事例。当时北京的街上常看到收尸体的卡车。女十中在大街边上。一名当时女十中的学生说，西城区开始大规模抄家打人的第一天，傍晚的时候，她在学校门口看到一辆大卡车驰过，卡车上结结实实堆满了尸体，可能有五六十具。後来，她又看到这样的两辆卡车，装的都是红卫兵在“破四旧”中被打死的北京居民。就在学校门口，她一个人总共看到了大约150具尸体。
不久以后，这个学生自己的母亲，一个医生，也在被“斗争”和关押后，跳楼自杀了。她得知母亲的死讯，悲痛加上愤怒，满头黑发竟然全部脱落，一根都没有剩下，此后几十年也没有再生长出来。
１９６８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另一个迫害高潮。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有一名教员自杀。他姓夏，是高中的语文老师。当年的学生已经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姓夏，个子很高，有一米八零的身高，是个老教师，文革前他上课很受学生欢迎。
在文革的前三年，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有两名教员被害死。一个被活活打死，一个自杀。该校的教师不到１００人。而且，我们还未能了解哪些人被打伤打残，更不要说人们遭受的心理上的重大创伤。
当年女十中的学生说，他们曾经听说孙迪有妻子和一个孩子，但是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2，北京27中四阎王
无名氏，女，15岁，北京第27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1966年8月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北京第27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百货大楼和东安市场很近。1949年以前名叫“孔德中学”。孔德是法国哲学家的名字。这个中学原来是中法大学的附中。所以用法国人的名字命名。
这个女学生是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的。是在8月18日以后的一天，离8月18日不会隔多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这个日子那时的中学生都记得。第27中的学生说，在8月18日以前，校园里还没有大规模的暴力行为，虽然也“斗争”老师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第27中，打人的风潮是在红卫兵去天安门广场见到毛泽东以后兴起的。
这个女学生是第27中学校园里一个被打死的人。当时，第27中的红卫兵不但打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还把学校附近的居民拉进来，说是“逃亡地主”“富农份子”等等，在校园里打。打死了，用草席卷一卷就拉走了。别的学校也在这样打人。满城都一样。人们看得多了，不再觉得触目惊心，也不记得第27中校园里打死了多少人。但是第一个被打死在校园里的人，而且是本校的学生，当年的学生记得这件事。
第27中学当年的学生说，记得被打死的学生是一个挺老实的女生，不是出风头的人。据说是“家庭出身不好”，当时到处贴着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些出身在所谓“坏家庭”的学生，随时可能被他们的当了红卫兵的同学侮辱和殴打，全凭那些红卫兵高兴不高兴那样作。
也有人听说，这个女学生被打死，是因为在什么地方席地而坐开会的时候（那时候常常开会），她把那时人人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屁股底下。红卫兵指此为大罪，就把她打死。
一位目击者说，那天上午，他听到在初二的一间教室里正在打人。教室里传出红卫兵大声的叱骂和被打者的惨叫。是一间平房教室，是初二的教室。当时这个学校男女分班。那是一个女生班的教室。他在窗外，看到这个女学生的衣服已经被打得破破烂烂的了。
打了一阵，这个女学生被拉到院子里。红卫兵罚她在院子里扫地。在院子里，她扫地的时候，继续被打。这时大约是吃午饭的时候。
后来，这个女学生被打昏过去，倒在地上，失去知觉。红卫兵说她是“装死”。说要试试她是否真死。他们把一块玻璃砸碎，拿起碎玻璃往她的眼睛里揉。眼睛流出血来。她醒过来。
她满脸浑身都是血。红卫兵用盆端来水浇她。他们先浇了脚，又浇头。血水流了一地。
她是在傍晚时死亡的。她死于长时间的殴打和折磨。
当时第27中的红卫兵中，四个女红卫兵，被叫作“四阎王”。因为她们打人特别凶恶残忍，所以得到这样的外号。她们都是所谓“革命干部子弟”。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当时北京红卫兵的主力。他们打人甚至打死人，没有任何顾忌，因为他们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热情支持。“四阎王”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时14岁。这个女学生也不是唯一的“四阎王”在1966年夏天打死的人。
据曾经和“四阎王”在小学里同学的人说，记得她们在小学里好象还是有点害羞的小女孩，怎么进了中学一年，文革开始，她们就变成了虐待狂和杀人狂。是她们本性中就有这样的种子，还是红卫兵运动把她们改变成这样？
从早上打到傍晚，很多人来打这个女学生，打得时间最长也打得最凶的，是“四阎王”。她们用铜头军用皮带抽她。
在打她的过程中，红卫兵的铜头皮带都打碎了一个。有人听到打人的红卫兵在喊，要叫她家的人赔皮带。
傍晚时分，她被打死了。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拉走烧掉了。她是初二的学生，她的年龄应为15岁左右。
第二天上午，学生到学校来，看到院子里乱七八糟。红卫兵端水来冲掉她身上的鲜血的脸盆仍然丢在地上。地上飞着一些破纸片，纸片上都有血迹。地上还有一片片的碎玻璃，是昨天用来揉进她的眼睛试其死活的。
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第27中学，还有一个女老师，是个班主任，被毒打，被关起来。她用自己的眼镜片割开动脉血管自杀。
有被访者在2000年见到“四阎王”中的人。没有听到她们讲她们曾经打死过人，也没有听到她们为此忏悔。那些被她们打死的人，特别是和她们年龄相仿的初二的那个女学生，是应该和她们一样活到今天的，是应该有她的生活和理想的。可是她在34年前就被打死了。 （题图：张大中/流金岁月）
2007年6月15日
读书写字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言文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文人墨客相互标榜每年发表的字数，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 书店里的书琳琅满目，可读的却不多。
古人可是是惜墨如金的。一部《易经》，寥寥数字，居然就把天地的道理说清了，这就是它的迷人之处。易经写的是作者（？）对天地变化的一种感觉，用的是表象/符号语言，读的时候，还要还原成一种感觉。这就给了读者极大的思维空间，领悟文章所描述的实际。
作者的文章（内涵） X（乘）读者的领悟（外延），才是一篇文章的全部。
这里内涵和外延是一种乘法（X）关系。有的文章，下笔千言万语，读者读不懂或读不下去，结果是零。有的文章文字不多（如《易经》）却包罗万象。
五千年文化积累的书籍的总量恐怕还不如现在一年书的数量多。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官宦一世荣。面对如今文坛的浮躁，又能说什么呢？开卷有益不再是真理，因为文不能再载道了。
焚书吧，焚书，但不要坑儒。儒实在不多了。
古人可是是惜墨如金的。一部《易经》，寥寥数字，居然就把天地的道理说清了，这就是它的迷人之处。易经写的是作者（？）对天地变化的一种感觉，用的是表象/符号语言，读的时候，还要还原成一种感觉。这就给了读者极大的思维空间，领悟文章所描述的实际。
作者的文章（内涵） X（乘）读者的领悟（外延），才是一篇文章的全部。
这里内涵和外延是一种乘法（X）关系。有的文章，下笔千言万语，读者读不懂或读不下去，结果是零。有的文章文字不多（如《易经》）却包罗万象。
五千年文化积累的书籍的总量恐怕还不如现在一年书的数量多。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官宦一世荣。面对如今文坛的浮躁，又能说什么呢？开卷有益不再是真理，因为文不能再载道了。
焚书吧，焚书，但不要坑儒。儒实在不多了。
2007年6月12日
读易算卦
这两天孩子学校放假，请假在家陪孩子玩。没陪孩子太多时间，倒是陪文学城玩了。文学城里的书香人家在读书哩。
读书本是读书人的本分，想来实在惭愧，平生读书不多。当年来美国时只带了一本书《易经》，原因只有一个算卦。算卦是下九流的学问，虽然现在闹得纷纷扬扬，我还是不信。我又要算卦，又不信，难以置信！！
其实很简单，象许多文学爱好者一样，我很敏感。说诗人气质也好，说不成熟也好，反正我就是我。很多时候我对自己不是很信任。就算上一卦。做法很简单：找一枚硬币，用左手食指使其立起，右手用力一弹，硬币便在桌上飞转起来（转不起来多练一练）。等硬币落下后，用笔记下阴（- -）阳（——）面。从下而上画六次，就是一个卦象。然后，找出相应的卦辞，可以得到许多启示。我是不是在传布迷信？这全看读者啦。读者迷信就是，读者不迷信就不是。"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易经》是一门变化的学问，无论好卦坏卦，《易经》没有死卦，强调事物的消长。每一卦都可以指点迷津，引人向上。真真良师益友也。我很长时间不看《易经》了。年纪大了也不那么患得患失了。想当年，生活上有许多事需要别人帮助排解，大多数时候又说不清、或难以启齿，何不用五指画个卦，听听《易经》。《易经》之卦乃最初级的语言，手指的操作也是最初级的语言，谁敢说得到的卦不是心的诉说，不与心相通？我感觉和找个朋友出主意差不多。当年有一红颜知己，遇到难事，又不肯说清。我用此招，让她佩服得五体投地，感激得痛哭流涕（这两个成语打字真方便，哈哈）。
《易经》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一门变化的学问，一门生活的学问。前年回国时，买了一些书，读后觉得没保存价值。部分赠给了垃圾桶，另一部分进了垃圾堆（别让我姥姥知道，姥姥没文化，却对文化极其尊敬，她连一张有字的纸都要保存好），身边还是一本《易经》。
《易经》其实很简单。它借助于表象说明事物消长的规律。有学问的人引经据典，把《易经》搞得简单的人读不懂了。我读书常“扒了皮”再读，看不懂的，留给看得懂的人看。人对天地的认知很初浅，看不明白的地方，作者也未必明白。有些是因为生活体验没有达到作者的层次，也读不懂。
读《西游》时太小，读不出“身经百难方成佛”的道理，现在再读又觉得太孩子气。读《红楼》时太嫩，不知儿女情长。读《三国》时因人物关系复杂，一拖再拖。记忆中有四个好作品--《从奴隶到将军》，《刘三姐》，《天仙配》和《亮剑》。读《从奴隶到将军》时，身处困境，有求解脱的欲望。喜欢《刘三姐》跟人斗嘴，还喜欢水。《天仙配》在老八路片中拍得最美，印象一旦种下了，就改不了啦。《亮剑》的剧本绝对不同于连续剧，可以说连续剧篡改了剧本。《亮剑》的主人公极其有性格。
有一段时间着迷地喜欢古小说。象吃牛蹄筋，有嚼头。还读过一阵子文革时的《北京文艺》，喜欢看“某某公社亩产万斤”的纪实报道，象看“东”部片，哈哈。过瘾！武侠小说也读了些许，喜欢金镛。文学作品喜欢冲突，在处理冲突的过程中，作家本人修养就暴露了。金镛侠气。读过的许多书，象过眼云烟。也就那么一读，没有什么印象，象许多博文-- 晴天白云一团空气。词汇华丽，有阅读快感，没有信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市面上洁本的《唐诗三百首》都找不着了。《唐诗三百首》是和长篇大论的诗词鉴赏搭配着卖的，拆都拆不开。和老祖宗的精品搭配着卖，倒也创意无限，哈哈（有些挖苦人了，不全是这样，闹着玩）。
我也不知自己算不算读书人。推荐《易》，小心走火入魔。记住永远不要在思想上依赖于外物，准没事！把自己交出去，那就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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