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戟
依稀记得那一年年底格外地冷，考完了最后的一门课，我们几个人就急急忙忙地搭上了回家的火车。
我们家还住在老宅子里，老宅子的黑漆门是我还在上高中时油漆的，依然黑里透着亮，只是去年的门对，在一年的风吹雨打之后，有一些脱落，那红色也有些淡淡地，门对上的字，还看得清，现在却是记不起了，无非是一些吉庆的老话。
我站在家门下，用手打了两下门环。“来啦。”一阵急促的、轻快的脚步声，是母亲的声音。我的眼泪紧跟着就下来了。街门在吱吱呀呀中打开了，是母亲的笑脸。我端详着母亲，傻傻地站在那。
“饿坏了吧，快进来吃饭。”眉开眼笑的母亲，一手提起我的行李包，一手把我拉进了家门。紧接着麻利地导上了街门。依然是拉着我的手。
小院里干干净净。鸡窝边上围着新的茄子秸，和干黄的黄瓜的藤，像是去年的收获。母亲一年又一年地老了，头发白而稀少，精神确还健旺。我们俩人说着话，就进了厨房。
我趁着母亲端饭的机会，进了父母的卧室。父亲正从床上下来，头上盖着一块白色毛巾--苍老而疲倦。父亲咳嗽了两声，声音低沉，和半年前判若两人。我赶紧扶着父亲，心痛地问：“爸爸，你怎么了。”
“咳，一言难尽哪。”父亲在饭桌前坐下，叹了一口气说。
“好了，好了，现在全好了。”母亲插话说，“你父亲半年前下海了，又让浪给打上来了。”
“怎么回事？”我好奇地问。
“吃饭，吃饭，有时间我慢慢地给你说。”
父亲退休前是一个中学老师，那时他的学生都在各个企业、机关的第一线，而且有许多身居要职。我们家自然是他们的联络中心。有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同年的和不同年的父亲的学生，打着看望老师的旗号，相互间就交往起来了。当时正是邓小平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许多企业、公司应运而起，父亲的这群生龙活虎的座山猛虎、镇海蛟龙，当然也不例外。
有许多学生赚了大钱，当然也不会忘了他们的老师。他们一合计，就给了父亲一个办公室主任的闲差。无非是接接电话，照顾一下桌椅板凳。
父亲的这个办公室是一个海港的下属机构，分管海港货运的进港和出港。父亲接手的第一宗生意就是为哈尔滨的一家私人公司征购一船煤炭。煤炭和钢铁在当时都是紧缺物资，这家公司听说父亲的公司能搞到煤炭，简直是欣喜若狂，哪顾得上水深水浅。于是订好了合同，就把船开到了海港。
船到了海港，可煤炭却没上码头。轮船在码头上呆一天，是要交滞港费的。大概当时一个船位的滞港费是一天七万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我们所在的镇子上，万元户只有位数不多的几个。买主在码头上只呆了一天，就险些急出心脏病。可偏偏这个时候，卖煤炭的经纪人，却找不到了。
这样一连三天，买主就要给父亲下跪，说是死的心情都有了。父亲对买主说：“你先别急，我马上就通知领导，帮你想办法。”这个时候，父亲才发现事情有些蹊跷--管事的领导一个也找不着。再看看那位西装革履的私人公司老板，已经瘫软成了一团泥。
“张老师，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老板无可奈何地说，“我看得出你是一个好人，我赖上你了。”
父亲当时六十多岁了，当过兵，打过仗，心理上倒也没有太多恐慌，对老板说：“看你个熊样，打起精神来，想想办法，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父亲的第一步，是把损失降低到最小，他找到了在上一级领导，请求减免一些滞港费，海港同意给他找一个临时泊位。
接着父亲动用了他的社会关系。父亲的一个学生，曾扬言在我们那块地，他没有办不了的事。父亲这个时候想起了他，就和那位私人公司老板，请他想办法。父亲把事情的缘由对那位学生说了一遍，那位学生说：“老板哪，你上套了。”那位私人公司老板先给那位学生作揖，又给父亲作揖，浑身发抖，不停地说：“救命，救命啊。”
“靠，太缺德啦。”那位学生看了那位老板一眼，又看了父亲一眼，把烟头狠狠地在桌子上碾死，说：“这事交给我了。”
一天后，在镇子上的一家澡堂子了，找到了卖煤炭的经纪人，经纪人说，煤炭涨价了，他也没办法。父亲对买主说：“事情既然这样，你就把船开回吧。”那老板已经是大泪磅礴，说：“家里还在等米下锅呢，让我死了吧。”
父亲说：“我上辈子该你。走，咱找人买煤，我就不信这个邪。”当天晚上，父亲把他的学生召集了起来，大家想办法，给这位老板买了煤炭。
等煤炭到了，装上了船，船却离不了港--这位私人老板把所有的钱拿了出来，去除单方撕毁合同的罚金，还差二十多万。怎么办？贷款。
贷款得有抵押，有信用啊。可那哈尔滨老客，身无分文，靠什么做抵押！父亲的一个学生是银行经理，父亲问：“贷款二十万你能做主吗？”那学生说：“有担保就行。”
父亲说：“我给他做担保。”款子贷到了，给了两个星期的期限。船开走了。老板走时千恩万谢。
船开走了，一个星期过去了，老板没有把款子汇过来，信也没来一封。二十万的款子压在老父的身上，哈尔滨那边没有一点音信。银行经理却沉不住气了，上午一个电话，下午一个电话的催。老父哭笑不得地对母亲说：“你看我这条老命能值二十万吗？”
一连等了十天，款子到了，老父进了医院的急救室，好在只是焦虑过度，医生说在家躺几天就会好。父亲在家一躺就是半个月，人瘦了一圈，头发白了一半。
父亲的办公室来人，请父亲去上班，父亲倒是还想试试，母亲说：“这个班咱不能上了。”
年底了，父亲去领钱，会记说：“张老师的钱要由港长亲自批示才发放。”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说，这是因为父亲坏了他们的事。父亲说：“不是，咱要相信组织。”于是，父亲把事情的整个过程写成报告，把应付的工资和医药费的清单附在其后，打印出来。一式两份。拿着来到港长办公室。
一连两天，港长都忙，安排不上会面的时间。父亲说：“这好办，我退休了，有的是时间。”于是，父亲让母亲给他带上午饭，上了港长室。秘书说：“港长今天还没时间。”父亲笑笑说：“没事，让港长先忙他的，我带着午饭呢。”
不到十分钟，港长大人会见了父亲。穿着一身紧紧地像捆在身上的西装，笑容满面：“哎呀，张老师，让您久等了，我早就应该拜访您。可这阵子公司资金周转不过来，你这份钱我先给你记着，到时候我让人给你送去。”
父亲说：“您别太客气，这点小事怎能让您操心。我这里有两份报告，一份是工作报告和港里应付给我的工资和医药费。另外一份是我写的一个报告文学，想请您审阅后，给报社投稿。”
港长大人接过报告后，很认真地看了一遍，脸上没了笑容，说：“报社不会登这类稿件的。”父亲说：“没关系，我国外的学生说，他们很关心国内经济改革的事，我可以让他们在国外发表。”
港长说：“你用真名发表文章是侵犯个人隐私权的。这报告么，最好不要发表，影响不好。钱的事，我和港务局商量一下，尽快给你一个答复。”这老土冒港长还知道个人隐私权。
港长和父亲又互相客气了一番，好像他们是相见恨晚，又像多年不见的好朋友。
又过了两天，港长亲自把钱送给了父亲。父亲却对下海再也没兴趣了。母亲在父亲讲完他的故事以后，说：“买什么都好，千万不要去买煤（霉）。”父亲很得意，他连医药费一起要了回来。我想看看他写的报告，他却不情愿，说：“早就撕啦。”我估计他没撕。（本文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依稀记得那一年年底格外地冷，考完了最后的一门课，我们几个人就急急忙忙地搭上了回家的火车。
我们家还住在老宅子里，老宅子的黑漆门是我还在上高中时油漆的，依然黑里透着亮，只是去年的门对，在一年的风吹雨打之后，有一些脱落，那红色也有些淡淡地，门对上的字，还看得清，现在却是记不起了，无非是一些吉庆的老话。
我站在家门下，用手打了两下门环。“来啦。”一阵急促的、轻快的脚步声，是母亲的声音。我的眼泪紧跟着就下来了。街门在吱吱呀呀中打开了，是母亲的笑脸。我端详着母亲，傻傻地站在那。
“饿坏了吧，快进来吃饭。”眉开眼笑的母亲，一手提起我的行李包，一手把我拉进了家门。紧接着麻利地导上了街门。依然是拉着我的手。
小院里干干净净。鸡窝边上围着新的茄子秸，和干黄的黄瓜的藤，像是去年的收获。母亲一年又一年地老了，头发白而稀少，精神确还健旺。我们俩人说着话，就进了厨房。
我趁着母亲端饭的机会，进了父母的卧室。父亲正从床上下来，头上盖着一块白色毛巾--苍老而疲倦。父亲咳嗽了两声，声音低沉，和半年前判若两人。我赶紧扶着父亲，心痛地问：“爸爸，你怎么了。”
“咳，一言难尽哪。”父亲在饭桌前坐下，叹了一口气说。
“好了，好了，现在全好了。”母亲插话说，“你父亲半年前下海了，又让浪给打上来了。”
“怎么回事？”我好奇地问。
“吃饭，吃饭，有时间我慢慢地给你说。”
父亲退休前是一个中学老师，那时他的学生都在各个企业、机关的第一线，而且有许多身居要职。我们家自然是他们的联络中心。有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同年的和不同年的父亲的学生，打着看望老师的旗号，相互间就交往起来了。当时正是邓小平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许多企业、公司应运而起，父亲的这群生龙活虎的座山猛虎、镇海蛟龙，当然也不例外。
有许多学生赚了大钱，当然也不会忘了他们的老师。他们一合计，就给了父亲一个办公室主任的闲差。无非是接接电话，照顾一下桌椅板凳。
父亲的这个办公室是一个海港的下属机构，分管海港货运的进港和出港。父亲接手的第一宗生意就是为哈尔滨的一家私人公司征购一船煤炭。煤炭和钢铁在当时都是紧缺物资，这家公司听说父亲的公司能搞到煤炭，简直是欣喜若狂，哪顾得上水深水浅。于是订好了合同，就把船开到了海港。
船到了海港，可煤炭却没上码头。轮船在码头上呆一天，是要交滞港费的。大概当时一个船位的滞港费是一天七万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我们所在的镇子上，万元户只有位数不多的几个。买主在码头上只呆了一天，就险些急出心脏病。可偏偏这个时候，卖煤炭的经纪人，却找不到了。
这样一连三天，买主就要给父亲下跪，说是死的心情都有了。父亲对买主说：“你先别急，我马上就通知领导，帮你想办法。”这个时候，父亲才发现事情有些蹊跷--管事的领导一个也找不着。再看看那位西装革履的私人公司老板，已经瘫软成了一团泥。
“张老师，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老板无可奈何地说，“我看得出你是一个好人，我赖上你了。”
父亲当时六十多岁了，当过兵，打过仗，心理上倒也没有太多恐慌，对老板说：“看你个熊样，打起精神来，想想办法，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父亲的第一步，是把损失降低到最小，他找到了在上一级领导，请求减免一些滞港费，海港同意给他找一个临时泊位。
接着父亲动用了他的社会关系。父亲的一个学生，曾扬言在我们那块地，他没有办不了的事。父亲这个时候想起了他，就和那位私人公司老板，请他想办法。父亲把事情的缘由对那位学生说了一遍，那位学生说：“老板哪，你上套了。”那位私人公司老板先给那位学生作揖，又给父亲作揖，浑身发抖，不停地说：“救命，救命啊。”
“靠，太缺德啦。”那位学生看了那位老板一眼，又看了父亲一眼，把烟头狠狠地在桌子上碾死，说：“这事交给我了。”
一天后，在镇子上的一家澡堂子了，找到了卖煤炭的经纪人，经纪人说，煤炭涨价了，他也没办法。父亲对买主说：“事情既然这样，你就把船开回吧。”那老板已经是大泪磅礴，说：“家里还在等米下锅呢，让我死了吧。”
父亲说：“我上辈子该你。走，咱找人买煤，我就不信这个邪。”当天晚上，父亲把他的学生召集了起来，大家想办法，给这位老板买了煤炭。
等煤炭到了，装上了船，船却离不了港--这位私人老板把所有的钱拿了出来，去除单方撕毁合同的罚金，还差二十多万。怎么办？贷款。
贷款得有抵押，有信用啊。可那哈尔滨老客，身无分文，靠什么做抵押！父亲的一个学生是银行经理，父亲问：“贷款二十万你能做主吗？”那学生说：“有担保就行。”
父亲说：“我给他做担保。”款子贷到了，给了两个星期的期限。船开走了。老板走时千恩万谢。
船开走了，一个星期过去了，老板没有把款子汇过来，信也没来一封。二十万的款子压在老父的身上，哈尔滨那边没有一点音信。银行经理却沉不住气了，上午一个电话，下午一个电话的催。老父哭笑不得地对母亲说：“你看我这条老命能值二十万吗？”
一连等了十天，款子到了，老父进了医院的急救室，好在只是焦虑过度，医生说在家躺几天就会好。父亲在家一躺就是半个月，人瘦了一圈，头发白了一半。
父亲的办公室来人，请父亲去上班，父亲倒是还想试试，母亲说：“这个班咱不能上了。”年底了，父亲去领钱，会记说：“张老师的钱要由港长亲自批示才发放。”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说，这是因为父亲坏了他们的事。父亲说：“不是，咱要相信组织。”于是，父亲把事情的整个过程写成报告，把应付的工资和医药费的清单附在其后，打印出来。一式两份。拿着来到港长办公室。
一连两天，港长都忙，安排不上会面的时间。父亲说：“这好办，我退休了，有的是时间。”于是，父亲让母亲给他带上午饭，上了港长室。秘书说：“港长今天还没时间。”父亲笑笑说：“没事，让港长先忙他的，我带着午饭呢。”
不到十分钟，港长大人会见了父亲。穿着一身紧紧地像捆在身上的西装，笑容满面：“哎呀，张老师，让您久等了，我早就应该拜访您。可这阵子公司资金周转不过来，你这份钱我先给你记着，到时候我让人给你送去。”
父亲说：“您别太客气，这点小事怎能让您操心。我这里有两份报告，一份是工作报告和港里应付给我的工资和医药费。另外一份是我写的一个报告文学，想请您审阅后，给报社投稿。”
港长大人接过报告后，很认真地看了一遍，脸上没了笑容，说：“报社不会登这类稿件的。”父亲说：“没关系，我国外的学生说，他们很关心国内经济改革的事，我可以让他们在国外发表。”
港长说：“你用真名发表文章是侵犯个人隐私权的。这报告么，最好不要发表，影响不好。钱的事，我和港务局商量一下，尽快给你一个答复。”这老土冒港长还知道个人隐私权。
港长和父亲又互相客气了一番，好像他们是相见恨晚，又像多年不见的好朋友。
又过了两天，港长亲自把钱送给了父亲。父亲却对下海再也没兴趣了。母亲在父亲讲完他的故事以后，说：“买什么都好，千万不要去买煤（霉）。”父亲很得意，他连医药费一起要了回来。我想看看他写的报告，他却不情愿，说：“早就撕啦。”我估计他没撕。（本文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