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言举人，不因人废言

我在文学城、华夏文摘读文章有几年了，大家争论的中心问题无非是自由民主法治。然而，就我看来，大多人不知自由、民主和法治是何物。每当我看到大家为了观点不同，而争斗的一地鸡毛时，我就看到了文革中红卫兵的影子——我们太好斗了，太易于感情用事，往往是群体地处入一种昂奋状态，却不知为何而斗。

我们中的大多是都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下，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以阶级、立场和党派为主导的思维方式，而抛弃了朴素的、与生俱来的、最最根本的价值观。我们真正缺少的是分辨好坏的本领，一种对事实冷静地、客观的判断，一种能看穿“皇帝新衣”的独立思维。

文化大革命中常使用一个名词“站错队”。中国几百年来，有两派，保皇和维新。这两派一直在争斗。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选择一种立场。于是，我们的对立面就成为了我们的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敌。哪怕是亲人也决不相让。

前几天，网上在纪念遇罗克，有人就站出来说，遇罗克也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是一位红卫兵小将，有什么好纪念的？在这种人的眼里，一个人贴上红卫兵小将的标签，就成了魔鬼。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的人都是红卫兵。殊不知，这种思维方式，就是红卫兵小将的思维方式。正因为这种思维方式的存在，现在的中国还是红卫兵小将的中国。可悲的是我们还在大量地制造这样的红卫兵小将。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也做了红卫兵小将。我们茫然而不觉。“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彻头彻尾的毛泽东主义。我们太习惯于树立一个假想敌，而对这个假想敌穷追猛打，而不管不顾这个人做了什么事，做了哪些有利于人民的事，哪些不利于人民的事。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就是这样利用了中国文化的缺陷挑起了人和人之间的争斗。在这个口号下，我们的敌人就只做坏事，他们做得好事也成了坏事；我们的朋友就只做好事，他们做了坏事也是好事。我们不会去宣传敌人做的好事，也不会去批判朋友做的坏事。这样社会公德就建立不起来。社会中的暴力和歧视就会掩盖在冠冕堂皇之下，摧残着社会。于是乎，打死人的事，就成了革命行动，就变得无上的光荣。做了达官贵人的二奶，也可以在人前炫耀，就有人羡慕不已。坏事就自然地变成了好事，就“党疼国爱宁做鬼也幸福”了。这真真是一种可怕的社会幼稚病。社会似乎是丧失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标准。

如果我们不根除这种非敌即友的思维方式，我们就摆脱不了阶级斗争的怪圈。民主思想就得不到光大。这是民族的悲剧，民族文化的悲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自十六世纪以来，西方的文艺复兴，吹响了反独裁，反对专制的号角。法国大革命缔造了世界第一个共和国家。西方世界从百年革命的实践中，找到了现代政权和国家的模式。百年革命后的中国，仍在体制改革中摸索。西方从文艺复兴到现代民主用了三百年，我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只有一百多年时间，还有二百年的路。现代中国的民主改革，无论从文化上，思想上和形式上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十年是思想文化的倒退，使中国革命更加艰深。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由民主之风一定会吹遍全球。

近百年来，中国并不缺少民主。卢沟桥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在很长的时间内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土地改革时期，有一段时间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曾经有过生杀予夺的权利。这些民主时期出现的不是民主自治，而是空前的黑暗。我们每一次民主改革，每一次当家作主的机会，似乎都以极端的暴力和恐怖宣告失败，而事与愿违。我们太习惯于被统治、被诱导、被人牵着鼻子走。一旦失去了统治者，我们自己就像失去了主心骨。中国社会缺少判断是非、对抗邪恶的社会群体意识，这与所谓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是分不开的。在政治之外的社会群体意识和价值观的相对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一种独立于政治、党派和信仰之外的是非标准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如果没有一种清新的人文、人本的文化占领文艺舞台，没有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中国社会还会被人牵着鼻子走，中国还会内乱不止。


如果没有一种清新的人文、人本的文化占领文艺舞台，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没有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中国社会还会被人牵着鼻子走，中国还会内乱不止。

中国社会的中央集权管理方式太成功了。几千年来“大一统”的局面，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不断革命的血酬文化。中国自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可是从人民心理上把皇权去掉，还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当从独立人格的培养做起，当从分辨好坏做起。做一些踏踏实实的事，对国家、对个人、对自己都是一件好事。

如果我们不能走出非敌即友的怪圈，即使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法律，我们也不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子曰：“不以言举人，不因人废言”，则天下为公，就是这个道理。